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负担,反倒是之前还属于越权的行为,反倒是被中央确定了下來,在再三请求却被中央拒绝,甚至副主席亲自來东北做工作情况之下,只能无奈接受中央任命的杨震。

    在为整个北满工业的展做规划的时候,按照年度制定了一个详细的,甚至有些啰嗦的长远年度目标规划,其中四二年的目标很简单,就是对坦克、飞机、火炮、汽车进行试生产,先掌握和熟悉生产技术,以及最大限度的培训工人。

    真正量产,他则定在了四三年不说,关于产量和质量标准,还则做出了严格的规定,杨震绝对不想为了徒有虚名的产量,而影响到了武器装备的质量,四一年生产出來的高射炮质量出现了相当问題,返修比例过高的事件,给他带來的一个深刻的教训和很大的影响。

    他要的是真正性能和质量都达到实战标准的武器装备,而不是那些上了战场无法使用,以及因为自身质量问題频频返厂维修的产品,而东北根据地还相当薄弱的财力,也无法承受出现大量因为质量不合格,出现大量报废产品的现象。

    后世的新中国,为什么在经济建设初期,将主要的军工基地放在了东北、太原、重庆,将主要的民用工业放在了上海和东北,就是因为这些地方,原本就是在民国的时候工业基础最强,原本就有一些相对良好的底子,产业工人的数量也最多,投产的度相对较快。

    实际上在后世新中国建设和展自己工业的时候,很大一部分都是在日本人在东北建设的工厂基础上建立的,比如沈阳飞机制造厂、航空动机制造厂、为数众多的机械制造企业,抚顺的石油化工和铝冶炼,大连的机车制造和造船工业,鞍山和本溪的钢铁产业,就是以日本人建立的相关工业为基础建造的。

    在关内太原和重庆,也是因为太原在阎锡山的时期,就打下了一个相当雄厚的工业基础,尤其是军工产业的底子,极其的雄厚,而重庆则因为是抗战时期,国民政府主要军工生产基地,同样拥有雄厚相关工人的底子。

    即便是设备被苏联人或是国民政府拆走,甚至重庆的兵工厂连厂房都被撤退的国民政府给炸掉,但是那些掌握了生产技能的产业工人,你是无法带走的,也是无法炸掉的,而设备被拆走可以再买、再造,但是如果工人都沒有了,那才是最大的损失。

    杨震后世知道的,新中国海军以高价买來的四艘苏联自豪级驱逐舰,之所以被命名为长春、抚顺、鞍山和太原,就是对这些凝聚了几乎整个中国重工业精华所在地的沉重期待和厚望。

    正是因为这些地方有着原來留下來的大量技术工人,后世的新中国才将主要工业基地放在了这些地区,并在最短的时间之内,完成了量产的准备,形成了自己相应的工业制造能力。

    但眼下抗联的情况,可以利用的底子还不如后世的新中国建立之初,现在的沈阳、长春、抚顺、鞍山、本溪、上海,还有关内的太原,都在日军的严密控制之下,而现在的重庆,则更是国民政府的陪都以及主要的军火工业基地。

    这些地方,尤其是南满的工业基地,是抗联的主要作战目标,但是不是现在的主要作战目标,真正能拿下來这些聚集了现在的中国几乎大部分掌握生产技能的工人的地方,还不知道是那一年才能实现的目标,指望这些,只能是远水解不了近渴。

    抗联现在面临的情况是,底子比后世新中国建立的时候更薄,铺的摊子也更大,但是沒有办法,允许抗联可以利用的尽可能的减少建设成本的机会,只有从现在到四五年上半年这短短的几年时间之内。

    过了这个村可就沒有这个店了,过了这几年的时间,如果想要在建设类似规模的工业,就不知道要付出多少代价來了,时不我待,稍微浪费一些时间,就根本无法达成目标,现在辛苦几年,未來就会少付出很多的代价。

    所以杨震只能尽可能的将摊子铺的大一些,尽可能的利用这段时间之内,多上一些项目,边上马建设,边培训自己的工人,而不能按部就班,一点点的來,否则等到工人全部培训出來,在进行大规模的建设,恐怕黄花菜都凉到底了。

    用杨震的话來说,按部就班就连吃屎都赶不上趟,虽说这句话有些太糙了,但是话糙理却不糙,他搞出來的这些,就连在中央领导人中來东北最多的副主席都吓了一跳,批评他的摊子搞的实在是太大了,弄不好要出半拉子工程的,不是搞工业建设,而是在搞冒进。

    而接替李延禄担任东北人民政府主席,主持东北全面工业和经济建设的那位号称党内经济学家的新任主席,在视察之后也被抗联搞的这些规模庞大的工业,给弄的有些头大,他來东北之前虽说有了一定了解,但是却沒有想到规模会如此的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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