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篇 作为“中国”的世界 第六节 西南(第1页/共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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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ss="jhapter stion" data-paragraphid="755f8e312e3d467324236a0a8141db_5">第六节 西南</h3>
雪域山脉向东向南的延伸，形成一系列绵延的高山，高山之间是无数的河流，其中有一些属亚洲最大的河流之列；这些山和谷的海拔都远高于中原地带，但明显低于雪域。这片地区覆盖了今天云南、贵州、广西的西部和北部以及部分四川地区，也就是通常所说的西南地区，从地理空间上可以视作“赞米亚”<spass="mark" title="“赞米亚”地区，是从美国人类学家斯科特的著作中援引来的概念，它在藏缅语系中表示“边远的山地人”。赞米亚地区横跨了越、柬、老、泰、缅等东南亚几国，并且包括了中、印、孟加拉几国的一些边远地区。这一地带分布在海拔两三百米到四千米的山地上，几乎从所有方面看都是边远的地区，远离人口中心，远离经济中心，横跨在八个民族国家和诸多宗教传统及宇宙观的结合带上。参见［美］詹姆士&middot;斯科特《逃避统治的艺术：东南亚高地的无政府主义历史》，王晓毅译，生活&middot;读&middot;新知三联店，2016年，第18页。">地区的一部分。高山大川导致了赞米亚地区地理空间的极度破碎性，也带来一系列政治与社会特性。
赞米亚地区因地理的破碎，无法形成大规模的农耕经济区，从而无法成为轴心文明的生发地，只能成为文明的传播地。这片土地离轴心文明帝国的统治中心有相当距离，而且当地的道路极其难行，人口稀少，一般来说税收的成本会大于税收的收益，轴心帝国的统治向这里扩张的成本也相当高。因此在近代以前，中原帝国长期对这里保持一种比较松散的“羁縻”，这就使得当地类似于草原一样，保持着相当的源初自由。
西南地区的居民，有两种来源，一种是长期居住当地的土著，一种是在中原帝国的扩张压力之下逃入深山的人群。两种人群因应着当地的地理特征，都发展出一种斯科特所称的“逃避的社会结构”。他们发展出尽可能分散、流动并且抵制征收的生存策略，其社会结构也适合分散、裂变和重组，他们展现给外部世界的印象是杂乱无章的生存形态，没有固定的形式。当官僚制社会尝试对其进行统一管制时，却发现在制度上没有明显的进入途径。平原上的人群和山地上的人群代表了两个截然相反的政治领域，一方是集中和均质的，另一方则是分散和异质的，但是每一方都在变化，而且每一方的人口构成中都有在不同时间内陆续从对方拉过来的人力资源。<spass="mark" title="［美］詹姆士&middot;斯科特：《逃避统治的艺术：东南亚高地的无政府主义历史》，第408—410页。">
这样一种地理、社会、政治结构，使得在前近代时期，任何基于官僚和税收的统治都无法成为可能，无论这种统治是来自外部，还是内生。相应地，外部世界中渴望逃避帝国统治的人，也会进入大山，与当地人共同生活，并逐渐同化。在斯科特看来，赞米亚地区的山地社会，在此过程中逐渐形成独特的家族世系的实践、家族谱系的推算、地方领导模式、家庭结构等等，甚至包括识字的程度，这些都不是先天的特征，而是经过有意的调整，以便能够成功地躲避国家统治的整合。<spass="mark" title="［美］詹姆士&middot;斯科特：《逃避统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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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域山脉向东向南的延伸，形成一系列绵延的高山，高山之间是无数的河流，其中有一些属亚洲最大的河流之列；这些山和谷的海拔都远高于中原地带，但明显低于雪域。这片地区覆盖了今天云南、贵州、广西的西部和北部以及部分四川地区，也就是通常所说的西南地区，从地理空间上可以视作“赞米亚”<spass="mark" title="“赞米亚”地区，是从美国人类学家斯科特的著作中援引来的概念，它在藏缅语系中表示“边远的山地人”。赞米亚地区横跨了越、柬、老、泰、缅等东南亚几国，并且包括了中、印、孟加拉几国的一些边远地区。这一地带分布在海拔两三百米到四千米的山地上，几乎从所有方面看都是边远的地区，远离人口中心，远离经济中心，横跨在八个民族国家和诸多宗教传统及宇宙观的结合带上。参见［美］詹姆士&middot;斯科特《逃避统治的艺术：东南亚高地的无政府主义历史》，王晓毅译，生活&middot;读&middot;新知三联店，2016年，第18页。">地区的一部分。高山大川导致了赞米亚地区地理空间的极度破碎性，也带来一系列政治与社会特性。
赞米亚地区因地理的破碎，无法形成大规模的农耕经济区，从而无法成为轴心文明的生发地，只能成为文明的传播地。这片土地离轴心文明帝国的统治中心有相当距离，而且当地的道路极其难行，人口稀少，一般来说税收的成本会大于税收的收益，轴心帝国的统治向这里扩张的成本也相当高。因此在近代以前，中原帝国长期对这里保持一种比较松散的“羁縻”，这就使得当地类似于草原一样，保持着相当的源初自由。
西南地区的居民，有两种来源，一种是长期居住当地的土著，一种是在中原帝国的扩张压力之下逃入深山的人群。两种人群因应着当地的地理特征，都发展出一种斯科特所称的“逃避的社会结构”。他们发展出尽可能分散、流动并且抵制征收的生存策略，其社会结构也适合分散、裂变和重组，他们展现给外部世界的印象是杂乱无章的生存形态，没有固定的形式。当官僚制社会尝试对其进行统一管制时，却发现在制度上没有明显的进入途径。平原上的人群和山地上的人群代表了两个截然相反的政治领域，一方是集中和均质的，另一方则是分散和异质的，但是每一方都在变化，而且每一方的人口构成中都有在不同时间内陆续从对方拉过来的人力资源。<spass="mark" title="［美］詹姆士&middot;斯科特：《逃避统治的艺术：东南亚高地的无政府主义历史》，第408—410页。">
这样一种地理、社会、政治结构，使得在前近代时期，任何基于官僚和税收的统治都无法成为可能，无论这种统治是来自外部，还是内生。相应地，外部世界中渴望逃避帝国统治的人，也会进入大山，与当地人共同生活，并逐渐同化。在斯科特看来，赞米亚地区的山地社会，在此过程中逐渐形成独特的家族世系的实践、家族谱系的推算、地方领导模式、家庭结构等等，甚至包括识字的程度，这些都不是先天的特征，而是经过有意的调整，以便能够成功地躲避国家统治的整合。<spass="mark" title="［美］詹姆士&middot;斯科特：《逃避统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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