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篇 内在于世界的“中国” 第一节 世界市场背景下的诸多新要素(第12页/共1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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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课业：19世纪中国的帝国主义教程》，第157页。">。对于遵循“国家理由”（Raison d’Etat）之道的现代国家来说，它承认其他国家与自己的对等地位，也清楚国际政治上的权力斗争逻辑，任何无助于权力保持的礼仪，都是反政治的、虚幻的。这些都是国际条约体系的基本原则。
然而，对于传统帝国来说，礼仪的象征性作用是帝国正当性的根本来源。传统帝国不承认世界上有与其对等的政治体存在，自视为文明的世俗载体，认为整个世界秩序只不过是文明秩序的外化而已。从帝国中心区向外，形成一个文明传播的圈层关系，越向内圈则文明水准越高，越向外圈则文明水准越低；相应地，不同圈层在世界秩序当中拥有不同的政治地位，这些差异正是通过礼仪差异表达出来。只有在这样一个逻辑下，帝国才能低成本地仅以较少武力便辐射广大区域。倘无礼仪，则帝国将蜕化为单纯的暴力组织，对帝国来说，这种易变的暴力才是虚幻的影子。
在这个背景下，再来看1793年马戛尔尼觐见乾隆时的礼仪之争，便会有不同的理解。乾隆并不是不知道英国的存在，也知道英国海军在西方号称最强，在送走马戛尔尼之后，乾隆还叮嘱臣下，要提防英国对天朝有觊觎之心。<spass="mark" title="［美］何伟亚：《怀柔远人：马嘎尔尼使华的中英礼仪冲突》，邓常春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第192—193页。"> 即便如此，乾隆也不能在礼仪问题和开放贸易问题上过多让步，因为大清在其华夷秩序当中找不到合适的位置用以安顿英国。<spass="mark" title="蒋廷黻先生也曾注意到，由于中国不承认别国的平等，所以在西方人到来之时，必须要求他们以中国为上国而以藩属自居，这个体统问题，使得仪式问题成为邦交的大障碍。参见蒋廷黻《中国近代史》，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第5—6页。"> 假如接受了英国与大清的平等交往地位，则在帝国传统的世界秩序中，无法安顿朝鲜、越南、中亚、蒙古等远较英国为近的地方，这对帝国整体的秩序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在乾隆时代，西方的工业革命还没有完成，西方的现代军事技术等也没有发展起来，而且那会儿大清刚刚开始走下坡路，西方也没有能力过来强行地要求什么，所以乾隆也有资格以一种故意的鄙夷方式来面对英国使臣。到了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大清不得不接受英国强加的“课业”，但帝国精英们仍然如乾隆皇帝一样，认为英国的武力缺乏道德基础。天朝的世界秩序观并未遭受真正的挑战，总理衙门的设立也只不过是一种权宜之计。
这与大英帝国在远东的规划有颇多矛盾之处。英国认为，一方面，可以扶助并引导大清成为一个有能力的政权，作为英国在远东的代理人，以此来确保英国在远东的市场空间；另一方面，一个有能力的大清帝国，将在远东牵制俄国的力量，使得俄国不至于威胁英国的利益，并且可以分散俄国在其他方向上与英国进行竞争的精力。这样一种构想，在大清的洋务运动中似乎正在成为现实；但这不过是一种虚幻的外观，与大清的自我理解全然不符。终于，甲午战争和庚子之变让大清的幻梦连续遭到迎头痛击，英国也重新理解了东亚的秩序，在这之后，就将对东亚代理人的期望转移到了日本身上，而大清则成为要在这一新秩序下被动加以保全的对象，以便仍然确保英国的市场。
大清的国势在这个过程中逐渐走入了谷底，历史的空间结构的变化在此过程中也彻底明晰了起来：内亚秩序不再是东亚大陆秩序的创生性力量，海洋、中原关系将成为东亚大陆上新的秩序生成线，而内亚方向将在这一新的历程中成为被规训的力量。
的课业：19世纪中国的帝国主义教程》，第157页。">。对于遵循“国家理由”（Raison d’Etat）之道的现代国家来说，它承认其他国家与自己的对等地位，也清楚国际政治上的权力斗争逻辑，任何无助于权力保持的礼仪，都是反政治的、虚幻的。这些都是国际条约体系的基本原则。
然而，对于传统帝国来说，礼仪的象征性作用是帝国正当性的根本来源。传统帝国不承认世界上有与其对等的政治体存在，自视为文明的世俗载体，认为整个世界秩序只不过是文明秩序的外化而已。从帝国中心区向外，形成一个文明传播的圈层关系，越向内圈则文明水准越高，越向外圈则文明水准越低；相应地，不同圈层在世界秩序当中拥有不同的政治地位，这些差异正是通过礼仪差异表达出来。只有在这样一个逻辑下，帝国才能低成本地仅以较少武力便辐射广大区域。倘无礼仪，则帝国将蜕化为单纯的暴力组织，对帝国来说，这种易变的暴力才是虚幻的影子。
在这个背景下，再来看1793年马戛尔尼觐见乾隆时的礼仪之争，便会有不同的理解。乾隆并不是不知道英国的存在，也知道英国海军在西方号称最强，在送走马戛尔尼之后，乾隆还叮嘱臣下，要提防英国对天朝有觊觎之心。<spass="mark" title="［美］何伟亚：《怀柔远人：马嘎尔尼使华的中英礼仪冲突》，邓常春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第192—193页。"> 即便如此，乾隆也不能在礼仪问题和开放贸易问题上过多让步，因为大清在其华夷秩序当中找不到合适的位置用以安顿英国。<spass="mark" title="蒋廷黻先生也曾注意到，由于中国不承认别国的平等，所以在西方人到来之时，必须要求他们以中国为上国而以藩属自居，这个体统问题，使得仪式问题成为邦交的大障碍。参见蒋廷黻《中国近代史》，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第5—6页。"> 假如接受了英国与大清的平等交往地位，则在帝国传统的世界秩序中，无法安顿朝鲜、越南、中亚、蒙古等远较英国为近的地方，这对帝国整体的秩序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在乾隆时代，西方的工业革命还没有完成，西方的现代军事技术等也没有发展起来，而且那会儿大清刚刚开始走下坡路，西方也没有能力过来强行地要求什么，所以乾隆也有资格以一种故意的鄙夷方式来面对英国使臣。到了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大清不得不接受英国强加的“课业”，但帝国精英们仍然如乾隆皇帝一样，认为英国的武力缺乏道德基础。天朝的世界秩序观并未遭受真正的挑战，总理衙门的设立也只不过是一种权宜之计。
这与大英帝国在远东的规划有颇多矛盾之处。英国认为，一方面，可以扶助并引导大清成为一个有能力的政权，作为英国在远东的代理人，以此来确保英国在远东的市场空间；另一方面，一个有能力的大清帝国，将在远东牵制俄国的力量，使得俄国不至于威胁英国的利益，并且可以分散俄国在其他方向上与英国进行竞争的精力。这样一种构想，在大清的洋务运动中似乎正在成为现实；但这不过是一种虚幻的外观，与大清的自我理解全然不符。终于，甲午战争和庚子之变让大清的幻梦连续遭到迎头痛击，英国也重新理解了东亚的秩序，在这之后，就将对东亚代理人的期望转移到了日本身上，而大清则成为要在这一新秩序下被动加以保全的对象，以便仍然确保英国的市场。
大清的国势在这个过程中逐渐走入了谷底，历史的空间结构的变化在此过程中也彻底明晰了起来：内亚秩序不再是东亚大陆秩序的创生性力量，海洋、中原关系将成为东亚大陆上新的秩序生成线，而内亚方向将在这一新的历程中成为被规训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