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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零,城市里的手工业工场便没有任何竞争优势。城市手工业工场只有在那些受技术与经营规模所限,农村家庭副业无法生产的项目当中,才能存活。这样一种经济形式的演化,适合于对最大量人口的容纳,却以对技术进步的扼制为代价,陷入“低水平均衡”的陷阱而无法自拔。如何打破这个僵局呢?有两种途径。一是通过已经工业化的国家的生产技术与组织技术向中国的传入,基于现代技术而带来的超高生产效率,最终使得农村副业本身不再有利可图,逐渐缩小以致消失。二是参与到自由的国际贸易当中,由于中国的劳动力成本已经因人口过剩而被压到极低,其产品反倒在国际市场上具有竞争力。所以,“过剩人口,对于一个封闭的社会是绝对不利的,但对于一个开放的经济则是相对有利的”<spass="mark" title="赵冈、陈钟毅:《中国经济制度史论》,第13页。">。

    这样一种观察从一个角度说明,中国问题,只有在世界框架下才能有解。而这样一个解的出现,正因为中国的超大规模体量,使得它在加入世界市场之后,得以有机会反过来重新定义世界市场——无论在积极还是消极的意义上——并因此进一步改变着世界市场中其他国家所面对的外部约束条件。这样一种历史过程,从晚清的时候便已开始,在今天变得尤其明显。

    <spass="bold">3.国际货币秩序

    前文已经述及,16世纪中期,美洲及日本的白银流入大明,使得大明朝的经济获得了发展,嗣后的财政改革也有了基础。但是,在欧洲发生三十年战争之际,白银的国际流动受到影响,导致了明朝末年的经济大萧条。进入清代,白银流入又逐渐恢复了,尤其是18世纪,中国与世界的贸易让白银大量流入,经济一片繁荣景象。在17—18世纪,日本是中国主要的白银来源地,占到3/4。但是从1775年开始,日本禁止白银大规模出口,主要自用,之后中国的白银遂主要来自美洲。但是不久,发生了法国大革命,西班牙受到剧烈冲击,无法再维持美洲银矿业发展,嗣后又发生拉美独立运动,以致从1790年开始到1830年代间,世界金银产量减少了大约50%,于是白银流入中国的数量也骤然减少。这使得中国从1808—1856年间遭遇到了严重的白银短缺,银贵铜贱的问题再次出现,一度白银与铜钱的兑换比率上升为此前的近三倍。这就再次引发了类似明末的问题,出现了全国性的经济萧条。百姓卖粮一般获得铜钱,再依照市价兑换成白银来交税,税额却是依照此前的官定银铜比价来计算,相当于大幅增税,生活极度困苦;给一般士兵的兵饷,同样是依照旧有官价计算的银两数来发放对应的铜钱,这意味着士兵的收入也大幅下降,军心也因此涣散。整个过程中,鸦片的流入不是中国白银净流出的根本原因,世界白银供给的骤然减少导致中国白银流入的急剧减少,才是根本原因。<spass="mark" title="参见林满红《银线:19世纪的世界与中国》。该对这一段历史的数据分析非常精到。">

    帝国对于白银严重短缺的情况很敏感,将其归因于鸦片的大规模流入的强烈反应,遂发动了禁烟运动,并引发鸦片战争。战争的结果是,除割地赔款之外,还要将外贸秩序从广州作为唯一的外贸港口改为五口通商。当时大清主要的外贸商品是茶叶、生丝、瓷器、漆器等,产地在江南、两湖、福建等地。在一口通商的时候,出口品需要千里迢迢运往广州,南岭以南以北皆可通过水路运输,最困难的属翻越南岭的一段路途,因此养活了一大批广西籍搬运工。五口通商之后,出口品可以就近从上海、宁波、福州、厦门等地出洋,于是广西籍搬运工失业了。祸不单行,适逢银贵钱贱的经济压力,再及人口已经膨胀到临界点,这成了太平天国起义爆发的诱因。起义在很短的时间内席卷了受到这种经济压力最严重的长江中下游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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