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篇 内在于世界的“中国” 第一节 世界市场背景下的诸多新要素(第5页/共1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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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原为一种商务事务，这样就可以假装当年的广州一口通商的状态没有发生本质变化，洋人便无须进京面圣，只要在南洋大臣和北洋大臣的府衙当中便把问题解决了。如此一来，帝国的外交体系便转化为北京的总理衙门体系与主管通商的上海体系（取代了《南京条约》之前的广州体系）。帝国的外交事务开始破碎化。<spass="mark" title="参见［日］川岛真《中国近代外交的形成》，田建国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148—153页。">
第三个重要的机构是海关总税务司。这是由太平天国时期上海租界内的西方商人自发组织起来的一个税收机构，在平乱后便转化为大清的一个官设机构，并雇用英国人赫德（早期曾是李泰国）担任总税务司。赫德工作极其认真负责，通过他的工作，帝国的财政状况极大地好转，带来了“同光中兴”所必需的物质基础。
第四个机构是同文馆。帝国官员意识到翻译能力对于办理洋务的重要性，以及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学习西方的技术和法律的需要。同文馆的设置正是为了达成这一目的。
<spass="bold">2.对于新知识的需求
洋务派官员们很快发现，西方人之所以有坚船利炮，是因为其背后还有一整套的知识体系，倘无此体系，即便有了坚船利炮也不会用。所以奕?、文祥奏请于同文馆增设天文算学馆。但是此一建议引起了保守派的强烈攻击，当世理学大师倭仁因此提出其著名的说法：“窃闻立国之道，尚礼义不尚权谋；根本之图，在人心不在技艺。”
这样一种困境正反映了处在“伦理、官僚世界”的帝国困局。为了应对西方的压力，帝国必须提升自己的治理技术，其中就包括对新的知识体系的引入以及相应的人才培养；但是在没有完成政教分离的情况下，新的知识体系是很有可能与帝国既有的价值体系不相匹配的。任何这方面的改革，便都需要经受帝国的价值伦理的评判，而治理庞大帝国的官僚体系所必需的工具理性，在这样一种评判当中，就会遭遇到各种困境，以致欲图改革振奋却路途艰难。但绝不能因此而简单地将保守派视作阻碍进步的反动力量，因为保守派所忧虑的“权谋”对“礼义”的侵蚀，毫无疑问是一种现实的风险，北宋末年新旧党之争便是一次例证。在平民社会结构之下，由于社会的自我组织能力远远弱于封建社会和豪族社会，帝国以官僚体系为载体的集权秩序对于社会有着一种强大的压制力，倘无“礼义”作为心理堤防，以约束官僚和帝国的专权力量，则百姓只能接受自认刀俎鱼肉的悲惨命运。所以，保守派对于“礼义”与“人心”的强调，对于仍处“伦理、官僚世界”的帝国而言，是一种极为重要的社会保护机制。
但是，外部世界的威胁是一种现实存在，“礼义”“人心”对内多少能够约制政府对于社会的专权，对外却并不能带来抵御强敌的国家能力。帝国因此走入一种困境，倘若不引入新知识，可能会亡国；倘若引入新知识，则可能会亡政。而一旦亡政，散沙状的社会将欠缺自我组织能力，则帝国失去了凝聚核，也有可能会亡国。晚清的改革就在这样一种两难困境中艰难跋涉，以至于在科举当中特设一洋务科的主张，在1840年代即有人提出，但是到1880年代仍未获实行。
经常被用来与大清做对照的日本，实际上它所面临的问题要比大清简单得多。从东亚世界的秩序想象来说，大清是个普遍帝国，它必须以对普遍理想的担纲为其存在的终极正当性基础，可以说它正是通过伦理才能识别出自身。普遍理想体现在礼义人心当中，而科举则是伦理帝国之自我再生产的必要途径，倘不能对开设的新科给出一种恰当的伦理性安顿，而只是用事功性的理由来解释的话，则势必会伤害到帝国所依凭的“伦理”，动摇国本。而日本则不需通过普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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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原为一种商务事务，这样就可以假装当年的广州一口通商的状态没有发生本质变化，洋人便无须进京面圣，只要在南洋大臣和北洋大臣的府衙当中便把问题解决了。如此一来，帝国的外交体系便转化为北京的总理衙门体系与主管通商的上海体系（取代了《南京条约》之前的广州体系）。帝国的外交事务开始破碎化。<spass="mark" title="参见［日］川岛真《中国近代外交的形成》，田建国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148—153页。">
第三个重要的机构是海关总税务司。这是由太平天国时期上海租界内的西方商人自发组织起来的一个税收机构，在平乱后便转化为大清的一个官设机构，并雇用英国人赫德（早期曾是李泰国）担任总税务司。赫德工作极其认真负责，通过他的工作，帝国的财政状况极大地好转，带来了“同光中兴”所必需的物质基础。
第四个机构是同文馆。帝国官员意识到翻译能力对于办理洋务的重要性，以及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学习西方的技术和法律的需要。同文馆的设置正是为了达成这一目的。
<spass="bold">2.对于新知识的需求
洋务派官员们很快发现，西方人之所以有坚船利炮，是因为其背后还有一整套的知识体系，倘无此体系，即便有了坚船利炮也不会用。所以奕?、文祥奏请于同文馆增设天文算学馆。但是此一建议引起了保守派的强烈攻击，当世理学大师倭仁因此提出其著名的说法：“窃闻立国之道，尚礼义不尚权谋；根本之图，在人心不在技艺。”
这样一种困境正反映了处在“伦理、官僚世界”的帝国困局。为了应对西方的压力，帝国必须提升自己的治理技术，其中就包括对新的知识体系的引入以及相应的人才培养；但是在没有完成政教分离的情况下，新的知识体系是很有可能与帝国既有的价值体系不相匹配的。任何这方面的改革，便都需要经受帝国的价值伦理的评判，而治理庞大帝国的官僚体系所必需的工具理性，在这样一种评判当中，就会遭遇到各种困境，以致欲图改革振奋却路途艰难。但绝不能因此而简单地将保守派视作阻碍进步的反动力量，因为保守派所忧虑的“权谋”对“礼义”的侵蚀，毫无疑问是一种现实的风险，北宋末年新旧党之争便是一次例证。在平民社会结构之下，由于社会的自我组织能力远远弱于封建社会和豪族社会，帝国以官僚体系为载体的集权秩序对于社会有着一种强大的压制力，倘无“礼义”作为心理堤防，以约束官僚和帝国的专权力量，则百姓只能接受自认刀俎鱼肉的悲惨命运。所以，保守派对于“礼义”与“人心”的强调，对于仍处“伦理、官僚世界”的帝国而言，是一种极为重要的社会保护机制。
但是，外部世界的威胁是一种现实存在，“礼义”“人心”对内多少能够约制政府对于社会的专权，对外却并不能带来抵御强敌的国家能力。帝国因此走入一种困境，倘若不引入新知识，可能会亡国；倘若引入新知识，则可能会亡政。而一旦亡政，散沙状的社会将欠缺自我组织能力，则帝国失去了凝聚核，也有可能会亡国。晚清的改革就在这样一种两难困境中艰难跋涉，以至于在科举当中特设一洋务科的主张，在1840年代即有人提出，但是到1880年代仍未获实行。
经常被用来与大清做对照的日本，实际上它所面临的问题要比大清简单得多。从东亚世界的秩序想象来说，大清是个普遍帝国，它必须以对普遍理想的担纲为其存在的终极正当性基础，可以说它正是通过伦理才能识别出自身。普遍理想体现在礼义人心当中，而科举则是伦理帝国之自我再生产的必要途径，倘不能对开设的新科给出一种恰当的伦理性安顿，而只是用事功性的理由来解释的话，则势必会伤害到帝国所依凭的“伦理”，动摇国本。而日本则不需通过普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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