枢纽:3000年的中国追书网更新最快,(请牢记追书网网址:https://www.zhuishu5.com)

处在积极策划革命的阶段,高扬民族自决理论有助于布尔什维克鼓动一切可动员的力量支持革命。然而到了革命成功,乌克兰、白俄罗斯、高加索诸国纷纷独立,斯大林便发现民族自决这个议题并不简单。他在1922年9月22日致列宁的一封信中提出,如果允许诸民族苏维埃共和国以独立的身份与俄罗斯联邦并立,可能会带来不可忍受的混乱与危险,所以应该令其以自治共和国的身份加入俄罗斯联邦。<spass="mark" title="沈志华主编:《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第五卷,No. 07308。">值得注意的是,斯大林提出此一主张,并未放弃区域自治,他只是拒绝这些共和国可以与俄罗斯并立罢了。斯大林为此提出相应草案并在9月24日获得俄共(布)中央组织局委员会的通过。

    但是列宁坚决反对斯大林将民族苏维埃共和国合并于俄罗斯的意见,主张应该使它们与俄罗斯一起组建一个更大的“欧洲和亚洲苏维埃共和国联盟”。而在一些苏维埃共和国中也有人反对斯大林的意见,时任乌克兰共产党(布)中央委员会、乌克兰人民委员会主席的拉柯夫斯基在1922年9月28日致斯大林的信中提出:“独立共和国的形式使我们有可能对所有的边疆地区乃至国外,最大限度地产生革命的影响。通过独立的阿塞拜疆、布哈拉、希瓦和其他共和国,苏维埃联邦有可能向东方最大限度地进行和平的革命渗透。通过独立的苏维埃乌克兰,苏维埃联邦有可能向加里西亚、布科维纳、比萨拉比亚进行同样的革命渗透。否则,我们将在没有任何重大必要性的情况下使自己失去这一武器,反而给予波兰和罗马尼亚资产阶级一种同我们斗争并加强其民族政策的新武器。”<spass="mark" title="沈志华主编:《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五卷,No. 02423。">

    通过独立共和国的形式向东方和西方渗透革命,是一种重要的斗争策略,一旦成功,布尔什维克通过俄国革命促动世界革命的远大理想便可实现。在对多种因素的考量下,俄共(布)中央委员会最终承认了乌克兰、白俄罗斯、外高加索作为独立民族国家的身份,它们与作为独立民族国家的俄罗斯联邦共同组成苏维埃联盟。

    苏维埃联盟是个值得注意的事物,它并不是一个民族国家,而是一个具有普遍性旨向的帝国结构。民族国家的原则是内在均质;帝国则是内在多元,因其组成部分对一种具有普遍性的道德理想的追求与认同而内在联结。在苏维埃联盟内部,每一个加盟共和国都是内在均质化的,符合现代政治治理原则;整个联盟因对于共产主义理想的共同追求而内在联结,联盟内部的多元化因这样一种共同理想而被超越。这样一个帝国,区别于以中心、边疆为结构原则的古典帝国:因其承认各个加盟部分的主体性,故无所谓边疆;而每个主体又是内在一致的,更无边疆可言。但它也大不同于一般的内在均质化的民族国家。苏联就是一个现代帝国,它以实现全世界的共产主义革命这一历史使命作为存在的意义与理由。

    1922年12月16日俄共(布)中央委员会颁布《欧亚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成立宣言》,缔约国有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白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和外高加索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格鲁吉亚、阿塞拜疆和亚美尼亚)。宣言称,国际环境的敌视态度以及国内经济的凋敝现状,“所有这些情况无条件地要求各苏维埃共和国联合成一个联盟的国家,这个国家既能保证外部的安全和内部的经济繁荣,又能保证各族人民的民族发展自由。……各苏维埃共和国的各族人民都举行了自己苏维埃的代表大会,一致通过了成立‘欧亚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的决议,各族人民的这一意志就是一个可靠的保证,它保证这个联盟是各个平等民族的自愿联合,保证每一个共和国有自由退出联盟的权利,保证现有的或将来产生的一切苏维埃社会主义可以加入联盟。新的联盟将是反对资本主义的可靠的堡垒,是各族人民和睦共处和兄弟合作原则的辉煌现实”<spass="mark" title="沈志华主编:《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五卷,No. 07806。">。旧帝俄欧洲部分少数民族问题终于以“民族国家”的形式在苏维埃联盟的框架下获得解决。

    1922年之所以尚未提及中亚的民族问题,是因为当时中亚的布哈拉、花剌子模等共和国尚未完成土改,仍在实行封建经济,无法在社会主义之名下联合,故暂存而不论;如今的哈萨克斯坦地区在当时则是俄罗斯联邦内部的一个自治共和国,未被激活出民族国家这样一个问题。到了1924年,布尔什维克腾出手来决定处理中亚的民族问题时,在这里发现了新的敌手——泛伊斯兰主义和泛突厥主义。布尔什维克灵活地应用了斯大林的民族理论,在中亚通过建立“国家民族”的手段消解了这个对手。

    民族、国家的理念是用“自然”(传统、血缘——nation)来统摄“创世”(立国——state),用“民族”来定义“国家”。如果要坚持理论的一贯性,则布尔什维克不能在中亚建立民族国家,因为依照斯大林的民族理论的定义,当地远未进入资本主义经济阶段,还没有“民族”。情势所需,布尔什维克索性反其道而行之,通过土改,“反对大土地占有制、农奴制和专制独裁的可汗和埃米尔制度,实行‘要反对的不是资本,而是中世纪的残余’的任务”<spass="mark" title="[苏]苏联科学院历史研究所:《苏联民族—国家建设史》上卷,赵常庆、鲁爱珍、邢万金、简隆德译,商务印馆,1997年,第237页。">。以这种方式把中亚的土著人群拔高,使其从封建阶段直接进入资本主义阶段,并向社会主义过渡,这既可以使中亚有了形成斯大林意义上的“民族”的可能性,又可以体现社会主义跨越式发展的优越性。

    在此基础上,1924年,布尔什维克开始提出在中亚进行民族划界的问题。它可以通过划界而在中亚硬性地建立“民族国家”。虽然此中的所谓“民族”不过是刚刚塑造出来的,但这种塑造足以令布尔什维克绕过理论障碍,先把土地划分开来,确立state。一旦state确立了,那么新的利益结构与叙事结构必会打造出新的认同结构,从而建构出nation,通过“人”“地”联立形成稳定的现代治理结构,消解泛突厥主义的威胁,并在中亚形成分而治之之势。所以,布尔什维克在中亚是先建立国家,依照国家来定义“民族”,此所谓“国家民族”。布尔什维克中亚局在1924年发布了一个宣传提纲,强调在中亚进行民族领土划分的过程中,“要给予那些弱小民族和落后民族最大的关注”,“每个共和国和州都应该充分保障少数民族的利益”,<spass="mark" title="M. 瓦哈博夫:《乌兹别克社会主义民族的形成》,塔什干1961年俄文版,第391页。转引自丁笃本《中亚通史·现代卷》,新疆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152页。"> 以此来为中亚划界获取更大的正当性。划界工作迅速完成,1925—1929年,中亚陆续成立了五个民族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并加入苏联。

    斯大林极力夸赞在中亚进行的民族国家划界工作。他说:“在革命以前的时代,这两个国家(土库曼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笔者注)被分裂成许多小块,建立了好多个不同的大小国家,成为‘当权者’实现剥削诡计的方便场所。现在时机到了,现在已经有可能把这些被分裂的小块重新联合成独立的国家,使乌兹别克斯坦和土尔克明斯坦的劳动群众和政权机关接近并且打成一片。……既然这些国家后来愿意加入苏维埃联盟而作为它的平等的一员,那么这只是说明布尔什维克找到了

-->>

本章未完,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

章节目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