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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员(质料因)都应该拥有自觉的政治意识,由此宪法典(形式因)才能成为共同体之共同意志的表达。否则,形式因与质料因相分离,宪法典只能作为漂浮在社会之上的一纸虚文,无法真正成就宪制。而对于古典的宪法制来说,共同体当中的成员是否有自觉的政治意识并不重要,只要他们能够完美履行自己的功能性责任即可;某种意义上,普遍的自觉意识甚至不值得追求,因为它可能使得人们对于自己所处的功能性位置不满意,提出可能会颠覆整个城邦/共同体结构的要求,结果反倒伤及那些弱者——强者总是有更多的办法规避风险,弱者则对于共同体的存续有着更大的依赖性。这便是为何柏拉图在《理想国》当中谈到要讲一种“高贵的谎言”,通过讲述神用不同的材料来造不同等级的人的神话,让人们各安其位,以便确保城邦的安全。<spass="mark" title="[古希腊]柏拉图:《理想国》,郭斌和、张竹明译,商务印馆,1986年,第127—129页。孔子所说的“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也可从同样的方向来解。">

    在世界已经祛魅,人口与信息流动性大大增强的现代社会,那种“高贵的谎言”根本不可能存续,“宪法制”式onstitution一定会被“宪法典”式onstitution所置换。这种置换始于法国大革命(美国革命在这方面还不明显),其后在西方国家陆续展开。成文的宪法典在相当意义上是观念先行,基于制宪的政治决断,而不是在现实当中缓慢生长而成,<spass="mark" title="盎格鲁撒克逊普通法国家是特例,这也是普通法国家的革命总是比大陆法国家更加和缓的原因之一。因此,笔者还要强调一遍,此处所说的宪法典是大陆式的成文宪法典。关于两者的政治宪法学与政治社会学差异,笔者在第七章第二节还将有进一步讨论。"> 因此这些国家在有了形式因(宪法典)之后,必须开始寻找形式因与质料因(人民)的匹配。这个过程可能呈现为一系列的革命,各个国家的民众也是在这一过程中开始进入历史,获得精神自觉。

    所谓精神自觉,用另一个概念表达,就是获得自我意识;自我意识的本质特征,在于意识到了自我与他者的区别。“他者”在过去可能构成了“自我”日用而不知地生存于其中的环境,自我处在一种顺从命运的前反思状态,彼时的自我意识还没有形成;直到自我开始反思乃至质疑环境,自我与环境相分离,形成独立于环境之外的诉求或者称为理想,则自我意识开始形成。自我意识所要追求的理想未必靠谱,但只要个体感受到现实与理想的差距,就会愿意开始行动,努力争取理想的实现。当社会中有足够多的人主动进入这种情境,这个社会的质料因便发生了变化,它将摆脱传统时代未经反思的秩序,追求一种新的形式因。这个过程带来的不是物理意义上的时间流逝,而是历史时间的流逝。此时,一般国民普遍地进入历史,形式因与质料因的匹配也在此过程中逐渐形成,并通过政治性的活动而经常自我更新。

    对于非西方国家,面对西方列强的压力,更加复杂的情况出现了。很多落后国家与地区的社会、经济在西方冲击下出现二元分裂的状态,若干个大城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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