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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摇头:“不不,还是去农场吧,比起来,我更想知道你们农场里的农民们,是怎么工作的。”

    “严格来说,他们不算农民,他们属于农业工人,和真正的农民是不一样的。”

    “那我就去参观一下农业工人们的工作,可以吗?”爱德华语气比较强硬。

    怎么说了,他今年五十岁了,当时上海还是租界的时候,曾跟着做神父的父亲就住在上海,对于童工,真的是印象深刻。

    共和国,从解放前到解放后,他已经来了不知多少回了,当然,从‘黄祸’到‘红潮’,他写了大批量介绍共和国的文章,在美国可以说是权威的中国通,但也从来没有见过一个人使唤童工能像陈丽娜那么理直气壮的。

    这一回,他给自己定了一个主题,那就是,一个看起来狂热于权力的,“慈禧”式的女农场主,在教育孩子上的失败。

    母亲的教育,决定着孩子的出路。而孩子的出路,决定着共和国未来的方向,所以,这个农场主的母亲,看似只是一个很简单的个体。

    但是,像她一样的共和国的女性,才是真正掌握着共和国明天的人。

    《论童工和她的中国母亲》——记录一个国家从母亲的手里走向无尽的黄昏和衰落。

    这,就是爱德华此趟边疆之行的报道题目了。

    农场里,现在正是忙碌的时候。

    虽然说一大批的知青全部反回城市了,但留下来的也很多。

    尤其是女知青们,年龄大了,在农场里组成家庭一起安了家的,就有近十户了,还有因为看过报纸,举家搬迁到边疆来的搬迁户们,填满了知青们的地窝子还不够,现在还得不停挖新的。

    虽然说现在不闹革命了,但是又闹起了路线方针。

    今天这样的方针,明天那样的方针,今天说社员致富有理,明天又说,养头猪也是资本主义的尾巴,非得上门来割。

    总之,生产要搞,方针也不得不尊循。

    比如说,孙多余最近养了一只猪,按照人民公社的看法,猪可以产生经济价值,那就是资本主义的尾巴了。

    于是最近从矿区来很多人,专门找着割资本主义的尾巴。

    没办法,孙多余给猪起了个名字,叫大花,然后,认它做了妹妹。

    这不,有人上门,要牵走她的猪,她就急了:“这明明是我妹妹,咋个能是猪,你们看走眼了,这是我妹妹,不卖。”

    “孙多余,你啥眼神儿啊,这分明就是头猪,什么妹妹,你是说你生的就跟这头猪一样丑吧?”来人是矿区国营饭店退休下来的老厨子邓大庆,现在不做菜了,专门瞅着割尾巴的。

    “你就说我是头猪我也认,要不你连我一起抓走,要不就留下我妹妹。”孙大余抱着只小黑猪,分毫不让。

    “小姨,你咋啦?”就在这时,聂卫民从拖拉机上跳下来了,上前就问。

    “哟,场长家的少爷,你好你好,我是邓大庆,少爷你好。”

    “这农场里现在真是三教九流什么人都有,连少爷这种资本主义的名字都叫上了,我就问你,你是来农场劳动的吗?”聂卫民反问。

    邓大庆左右看了看,笑着挥了挥手就说:“不是不是,我大概说错话了,行行,我在去别处转转,你们慢慢忙啊。”

    孙多余有仨大外甥,现在跟她关系都还挺好的。

    拍了拍肥猪的屁股,她说:“你们不是都爱吃猪肉嘛,姨把它养大了过年宰,今年过年你们来我家吃肉,成不?”

    孙多余原本很邋遢的,直到陈丽娜来了,才每天教着她洗澡洗屁股,送她内裤贴身内衣什么的,让这老闺女慢慢儿的变干净了。

    出于对母亲的爱,聂卫民兄弟只要来农场,也很愿意跟她一起劳动,挣了工分也全算在她的名下,这样,能帮她多换点劳保和白面嘛。

    “姨你今天去干啥,我们帮你。”聂卫民说着,就扛起了锄头。

    孙多余说:“陈场长把西山向阳那块地全包给我了呢,说不论时间,只要能把那片地里的棉花全补齐了,就算我三十个工分。”

    “哇,三十个,小姨,我们一起帮你吧,咱们挣取一天干完,咋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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