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婚姻是家族的前提和基础，所以历代统治者都极为重视。《易·序卦》：“有天地，然后有万物；有万物，然后有男女；有男女，然后有夫妇；有夫妇，然后有夫子；与父子，然后有君臣；有君臣，然后有上下；有上下，然后礼仪有所错（措）”《礼记·昏义》：“婚礼者，礼之本也”；“将合二姓之好，上以事宗庙，而下以继后世也”。这种观念反映了古代祖先崇拜、生殖崇拜的习俗，婚姻主要被作为可以祭祀祖先、延续后代的手段。后世儒家经典记载了西周时期贵族的婚姻状况，当然这种状况已经被理想化了，但它仍然对后世的法制和观念具有相当的影响力。因为西周时期去古不远，许多部族和地区在不同程度上还保留着氏族时期的一些婚姻习惯。《周礼·媒氏》里说，在仲春时候，青年男女的自由恋爱和私奔，国家并不禁止。《诗经》里也有许多反映民间男女自由恋爱的诗篇。近世有学者指出，一直到汉代以前，在燕、赵、中山、政、卫、齐、楚等地区，还盛行着各种非礼制的婚俗。因此，在西周时期的平民生活中，婚姻方式还是相当自由的。我们这里所谈的只是儒家经典所记载的贵族婚姻状况。
据记载，西周时期就有了掌管婚姻事务的机构——媒氏。《周礼·地官·媒氏》：“掌万民之判”。“判”就是判合，男女相匹配。可见，媒氏就是婚姻管理机关。
一、婚姻关系的缔结
1、缔结婚姻的限制性条件
（1）西周时，缔结婚姻关系，男女双方都必须严格服从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礼记·曲礼》：“男女无媒不交”；“男女非有行媒，不相知名”。
（2）同姓不婚
有学者指出，殷商时期有可能实行族内通婚。这种情况到西周时被完全改变了。按照周礼的规定，“娶妻不娶同姓”（礼记·坊记）。姓原是古代氏族的标志，同姓则同族，血缘关系较近；反之，不同姓则不同族，血缘关系较远。当时的人们可能已经认识到族内婚配不利于后代的繁衍。所谓“男女同姓，其生不繁”；“同姓不婚，惧不殖也”（《左传·僖公二十三年》、《国语·晋语》四）。当然，倡导族外婚还有其政治目的。“取于异姓，所以附远厚别也”（《礼记·郊特牲》）。所谓“附远”，就是通过联姻与血缘关系远的异性贵族建立姻亲关系。通过族外通婚这种频繁的政治联姻，可以用甥舅关系将各异姓贵族紧密联合起来。周族之所以能够控制广大地区，与其积极与各族联姻有一定关系。所谓“厚别”，就是严格别于同宗，以防紊乱伦常。因为既然禁止通行亲族通婚，那么即使血缘关系亲密的男女之间也应当有所回避。“七年，男女不同席，不同食”、“男女不同衣裳”、“男女授受不亲”等等礼的要求即是从此而来。
（3）关于结婚年龄
西周礼制规定，男子二十岁“冠而列丈夫”（将头发全部挽至头顶结为发髻，戴上保护发髻的小帽子“冠”），表示成年。女子则十五岁为“及笄”（也是将头发梳理为垂于脑后的发髻），是为成年（《春秋谷梁传·文公十二年》。男女未达到成年年龄不得成婚。
《周礼》记载：男子三十而娶，女子二十而嫁。女子因故晚嫁的，最多不超过二十三岁。有的史籍说女子十五而嫁。说法不一。但是，后来的结婚年龄显然是大大提前了。《韩非子》：男子二十而室，女子十五而嫁。据杨树达《汉代婚丧礼俗考》记载，汉代结婚年龄是男子十五六岁，女子十三四岁，其后的情况也基本如此。历代法律也大都是提倡早婚的。
（4）其他不宜缔结婚姻的情况
儒家礼制规定，父母死后子女应服丧三年，在此期间不得嫁娶，以示孝道。
二、缔结婚姻的程序
根据儒家经典的记载，我国传统的婚聘礼仪，最突出、最典型的是“六礼”，即纳采、问名、纳吉、纳征（或称纳成、纳币）、请期、亲迎。
六礼是西周时就已确定了的，其内容仪注都比较复杂。但当时有所谓“礼不下庶人”的框框，并未达于民间。至汉代，六礼才开始普遍施用，但违礼之举亦不罕见。元始四年（公元4年），立王莽女王氏为皇后，仅有纳采、问名、卜吉及遣使奉迎等程序。东汉以后，社会动荡，婚姻仪式更大为简化。隋唐以后，六礼被人们有意识地增减，如在宋代，常常是并问名于纳采，并请期于纳征，六礼仅存四礼。南宋时，朱熹又将纳吉并入纳征，实际上六礼只剩下纳采、纳征、亲迎三礼。明初，官方命令士庶都要遵守《朱子家礼》行事。到了清代，又加入了成妇礼、成婿礼等礼节，但这可以看作是亲迎礼的延续。从大的方面着眼，后世婚礼大都未脱周代六礼的大框架，而是在这个框架中有所增减。增减的大体轮廓是，前五礼多有合并、减损，而最后的亲迎则不止是迎妇到家，而是显著地增益，除了成妇礼、成婿礼之外，还有很多仪俗，在时间上甚至延续到亲迎后的第三天。
批八字除涉及属相以外，还涉及阴阳五行。五行指金木水火土。每个人的命运都与此有关，或木命，或土命……。五行也有相生、相克两种关系。与此相应，还有命相，也可以根据生辰八字推算出来，从而也就可以判断婚姻的吉凶。
此外，还要考虑面相、手相、骨相等等。
合婚得到吉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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婚姻是家族的前提和基础，所以历代统治者都极为重视。《易·序卦》：“有天地，然后有万物；有万物，然后有男女；有男女，然后有夫妇；有夫妇，然后有夫子；与父子，然后有君臣；有君臣，然后有上下；有上下，然后礼仪有所错（措）”《礼记·昏义》：“婚礼者，礼之本也”；“将合二姓之好，上以事宗庙，而下以继后世也”。这种观念反映了古代祖先崇拜、生殖崇拜的习俗，婚姻主要被作为可以祭祀祖先、延续后代的手段。后世儒家经典记载了西周时期贵族的婚姻状况，当然这种状况已经被理想化了，但它仍然对后世的法制和观念具有相当的影响力。因为西周时期去古不远，许多部族和地区在不同程度上还保留着氏族时期的一些婚姻习惯。《周礼·媒氏》里说，在仲春时候，青年男女的自由恋爱和私奔，国家并不禁止。《诗经》里也有许多反映民间男女自由恋爱的诗篇。近世有学者指出，一直到汉代以前，在燕、赵、中山、政、卫、齐、楚等地区，还盛行着各种非礼制的婚俗。因此，在西周时期的平民生活中，婚姻方式还是相当自由的。我们这里所谈的只是儒家经典所记载的贵族婚姻状况。
据记载，西周时期就有了掌管婚姻事务的机构——媒氏。《周礼·地官·媒氏》：“掌万民之判”。“判”就是判合，男女相匹配。可见，媒氏就是婚姻管理机关。
一、婚姻关系的缔结
1、缔结婚姻的限制性条件
（1）西周时，缔结婚姻关系，男女双方都必须严格服从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礼记·曲礼》：“男女无媒不交”；“男女非有行媒，不相知名”。
（2）同姓不婚
有学者指出，殷商时期有可能实行族内通婚。这种情况到西周时被完全改变了。按照周礼的规定，“娶妻不娶同姓”（礼记·坊记）。姓原是古代氏族的标志，同姓则同族，血缘关系较近；反之，不同姓则不同族，血缘关系较远。当时的人们可能已经认识到族内婚配不利于后代的繁衍。所谓“男女同姓，其生不繁”；“同姓不婚，惧不殖也”（《左传·僖公二十三年》、《国语·晋语》四）。当然，倡导族外婚还有其政治目的。“取于异姓，所以附远厚别也”（《礼记·郊特牲》）。所谓“附远”，就是通过联姻与血缘关系远的异性贵族建立姻亲关系。通过族外通婚这种频繁的政治联姻，可以用甥舅关系将各异姓贵族紧密联合起来。周族之所以能够控制广大地区，与其积极与各族联姻有一定关系。所谓“厚别”，就是严格别于同宗，以防紊乱伦常。因为既然禁止通行亲族通婚，那么即使血缘关系亲密的男女之间也应当有所回避。“七年，男女不同席，不同食”、“男女不同衣裳”、“男女授受不亲”等等礼的要求即是从此而来。
（3）关于结婚年龄
西周礼制规定，男子二十岁“冠而列丈夫”（将头发全部挽至头顶结为发髻，戴上保护发髻的小帽子“冠”），表示成年。女子则十五岁为“及笄”（也是将头发梳理为垂于脑后的发髻），是为成年（《春秋谷梁传·文公十二年》。男女未达到成年年龄不得成婚。
《周礼》记载：男子三十而娶，女子二十而嫁。女子因故晚嫁的，最多不超过二十三岁。有的史籍说女子十五而嫁。说法不一。但是，后来的结婚年龄显然是大大提前了。《韩非子》：男子二十而室，女子十五而嫁。据杨树达《汉代婚丧礼俗考》记载，汉代结婚年龄是男子十五六岁，女子十三四岁，其后的情况也基本如此。历代法律也大都是提倡早婚的。
（4）其他不宜缔结婚姻的情况
儒家礼制规定，父母死后子女应服丧三年，在此期间不得嫁娶，以示孝道。
二、缔结婚姻的程序
根据儒家经典的记载，我国传统的婚聘礼仪，最突出、最典型的是“六礼”，即纳采、问名、纳吉、纳征（或称纳成、纳币）、请期、亲迎。
六礼是西周时就已确定了的，其内容仪注都比较复杂。但当时有所谓“礼不下庶人”的框框，并未达于民间。至汉代，六礼才开始普遍施用，但违礼之举亦不罕见。元始四年（公元4年），立王莽女王氏为皇后，仅有纳采、问名、卜吉及遣使奉迎等程序。东汉以后，社会动荡，婚姻仪式更大为简化。隋唐以后，六礼被人们有意识地增减，如在宋代，常常是并问名于纳采，并请期于纳征，六礼仅存四礼。南宋时，朱熹又将纳吉并入纳征，实际上六礼只剩下纳采、纳征、亲迎三礼。明初，官方命令士庶都要遵守《朱子家礼》行事。到了清代，又加入了成妇礼、成婿礼等礼节，但这可以看作是亲迎礼的延续。从大的方面着眼，后世婚礼大都未脱周代六礼的大框架，而是在这个框架中有所增减。增减的大体轮廓是，前五礼多有合并、减损，而最后的亲迎则不止是迎妇到家，而是显著地增益，除了成妇礼、成婿礼之外，还有很多仪俗，在时间上甚至延续到亲迎后的第三天。
批八字除涉及属相以外，还涉及阴阳五行。五行指金木水火土。每个人的命运都与此有关，或木命，或土命……。五行也有相生、相克两种关系。与此相应，还有命相，也可以根据生辰八字推算出来，从而也就可以判断婚姻的吉凶。
此外，还要考虑面相、手相、骨相等等。
合婚得到吉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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