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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类,便是举荐。

    祡官和举荐,就是此时官员选拔的主要手段,以及官员人员最大的预备役来源。

    相比起只需要交钱和政审的祡官,举荐的门槛无疑要高很多。

    其一约察举,二曰征辟。

    西汉初的察举,包括贤良方正,孝廉,饱读经书之博士门徒这三种。

    贤良方正,被举荐者多为官员,偶有平民;举荐贤良方正的诏书,普遍会带有‘直言极谏’四字,亦有‘举贤良方正,以正朕之不逮’的字样。

    从这个角度上来说,贤良方正,普遍指敢于直谏,能救治时弊的俊杰。

    这样的人,在被足够等级的高官,如郡守、郡尉等两千石官员举荐之后,会迎来皇帝的面谈策文,需要针对国家的政治现状,写出一篇符合现实,并有自己独到见解的文章,谓之:策论。

    这就使得,任何妖魔鬼怪,都将在那份名为策论的答卷下现出原形:究竟是真有才华,还是草包一个。

    如果有才华,皇帝自然会不吝重用;如果是个夸夸其谈的草包,温柔一点的皇帝会给个名誉博士的名义荣养起来,暴躁一点的,估计就要牵连举荐人了。

    这也是举荐出身的官员人数奇少的原因——不举荐相安无事,举荐了还要担心被怪罪,蒙上一层识人不明的污点,多不值当?

    不过,举荐者若是确有奇才,对国家做出了贡献,得到了皇帝的重用,那举荐人也是能沾光的——且先不提作为被举荐人,那个跃过龙门的小鲤鱼会感恩戴德,谨记举荐者的‘知遇之恩’,单是‘慧眼识英才’这一点,就能为举荐人捞取足够的名望了。

    所以,当遇到确实有才华,优秀到不举荐心里都觉得亏的贤良之士,高层官员也依旧会大气的站出来,以名义作保,向皇帝举荐这个人才。

    西汉最著名的两位贤良方正,就是举荐制度的获益者;其策论不仅直指国家之弊政,解决了国家潜在的或迫切面对的问题,个人名望与策论还流传于后世,广为人知。

    ——汉文帝梁王太傅贾谊的《过秦论》,以及汉文帝太子家令,景帝御史大夫晁错的《贵粟论》。

    这样的人才,别说是平民百姓了,即便是将全天下的百姓都算在内,每五十年能出一个,便是王朝之大幸!

    对于刘弘而言,也只能用可遇而不可求来形容。

    孝廉,则相对简单了:贤名远播,以德行入仕为官。

    这样的官员,看似要求不高:不需要识文断字,也不需要有什么手段、能力,只要够孝顺,就可以被举荐。

    但是,其标准也是高的吓人——孝廉者,孝名扬于周边五郡,闻名于庙堂者当之!

    也就是说,要想被举荐为孝廉,就要让孝顺的名气传播到周边一圈的郡,并让超堂内的某人听到:某某郡有某某人,做了这样一件事,当真纯孝。

    在没有电子网络的西元前,这样的人出现的频率,根本不比‘国士’级别的贤良方正高多少。

    只有最后一种看上去没多少能力,只能借着父祖余荫被举荐的‘博士子弟’,才是此时最大的官员人选来源。

    这类人群有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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