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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的重武器特别是重炮生产线是人民军的亟需。 现在的人民军装备以75MM山炮和榴|弹炮为主，而之前的沙俄军队早已实现以105MM、155MM炮为主力。在国内的军队初步完成了三旅改组后，各师属旅属炮兵团（不管什么炮）都远远不敷使用。 自直系被击败后，人民军、奉军合并，拿下苏浙沪，由原先的23个师迅速扩张为29个师。兵力不可谓不充足，但重炮数量一直制约它的战斗力。 整个1923年，全部兵工厂加足马力，不过生产了510门山炮和600门榴|弹炮，连同当初23个满勤炮兵团，人民军一共编成16个75MM榴|弹炮及野炮团、32个75MM山炮团，但是人民军需要106个炮兵团，实有不到需求的一半。 张汉卿已开始准备在1924年里全面取消山炮的制造，改为榴|弹炮生产线并扩大生产。在控制了巩县兵工厂和江南机器制造局两大兵工厂后，如果能从苏联获得帮助，1924年出炮量比前一年翻一倍是完全不成问题的，还可以把山炮换成威力更大的榴|弹炮，是一件极大增加军队战斗力的事。 他向苏联提出的“以物易物”的方针十分可行，因为苏联在自身由于1921年造成的大饥|荒尚未恢复元气的情况下，以粮易物是两利的事情，所以苏联政|府很爽快地答应了张汉卿提出的各项援助要求。 考虑到中苏和平协议签订日期是15年，在北方长期与之保持一个良好的和平状态是可期待的。但为什么时间不是二十年甚至更多，张汉卿自有算盘。 考虑到苏德在将来发生的大战，在中国强大后，最有可能收复领土的应该也就是这个时候----根据历史走势，那时苏联自顾不暇，中国恢复对远东的控制成为可能。 只要中国没有被削弱，丢失远东的苏联不大有能力再与另一大国进行一场大规模的战争----二战后的国际形势对它不利。再以后一旦核武器时代来临，再收复领土便困难重重、几乎成为不可能了。可以想象21世纪的中国对俄罗斯提出领土要求后的反应？ 当然张汉卿以人民党和人民军高层的身份访苏是另有一番考虑。作为一个穿越的现代人，他比任何人都了解西方尤其是西欧的人民，对于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政权的恐惧是多么强烈。 在经历从1918到1922年长达4年的武装干涉后，西方普遍对苏联进行了武器禁运和经济封锁，当然更害怕一个同样性质的制度蔓延到人数众多的中国，一个有着近西方资本广义制度的三权分立的中国更符合他们的期望。 作为事实上一党专政的人民党政|府来说，其国家的行政控制方式与苏共有着惊人的类似：工业高度国家化与国家分配制度，以及意识形态的拷贝----其实在张汉卿主导下的行政管理方式始终无法脱离后世二十余年长期的政治生活所给予他的潜移默化的影响。 而苏联则重视利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与主要在华既得利益的协约国的矛盾，争取从外交上与中国保持友好关系，加强中苏多方面合作，以阻止中国被拉入西方反苏阵营。 北方政策（即对苏政策）在张汉卿的外交总战略虽然处于次要地位，但出于复兴中国的种种现实需要，他始终无法忽视并逐步加强了和苏联的合作关系。 张汉卿不盲目追随当时国内全然倒向北方或倒向西方的不理智认识，他认为：“亲西反俄或亲俄反西方都会有危险”、“单方面联盟可能会卷入一场战争”、“放弃与莫斯科的联系是愚蠢的”、“始终存在的西方国家对危险的中苏政治上一致的想象，对中国来讲是一笔具有重要意义的政治资产”并在各个场合大讲特讲，从而促成了这次访苏。 他认为，中国必须利用西方战胜国与东方苏联的矛盾，利用对苏关系这张王牌来刺激和对付西方，加强对英、美、法等协约国和日本的抗衡力量。况且中国在经济、军事上都需要苏联。 这次的中苏签定的和平条约就让东方西方都感受到这种“平衡”的制约，其后他更把条约的这种精神发挥得淋漓尽致。他要在北方和西方间圆滑地周旋，充分利用协约国和苏联的矛盾尽可能地获取更多的利益，使中国在国际舞台上发挥更多作用：中国既与北方结盟，又与西方结盟——双方都需要它。 张汉卿的“在双方之间保持平衡”政策的实施不仅使两国保持了良好正常的外交关系，客观上也提高了中国国际地位的独立性，并从而使在华的帝国主义对华政策未能像正史上那样严苛，中国进入了一个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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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的重武器特别是重炮生产线是人民军的亟需。 现在的人民军装备以75MM山炮和榴|弹炮为主，而之前的沙俄军队早已实现以105MM、155MM炮为主力。在国内的军队初步完成了三旅改组后，各师属旅属炮兵团（不管什么炮）都远远不敷使用。 自直系被击败后，人民军、奉军合并，拿下苏浙沪，由原先的23个师迅速扩张为29个师。兵力不可谓不充足，但重炮数量一直制约它的战斗力。 整个1923年，全部兵工厂加足马力，不过生产了510门山炮和600门榴|弹炮，连同当初23个满勤炮兵团，人民军一共编成16个75MM榴|弹炮及野炮团、32个75MM山炮团，但是人民军需要106个炮兵团，实有不到需求的一半。 张汉卿已开始准备在1924年里全面取消山炮的制造，改为榴|弹炮生产线并扩大生产。在控制了巩县兵工厂和江南机器制造局两大兵工厂后，如果能从苏联获得帮助，1924年出炮量比前一年翻一倍是完全不成问题的，还可以把山炮换成威力更大的榴|弹炮，是一件极大增加军队战斗力的事。 他向苏联提出的“以物易物”的方针十分可行，因为苏联在自身由于1921年造成的大饥|荒尚未恢复元气的情况下，以粮易物是两利的事情，所以苏联政|府很爽快地答应了张汉卿提出的各项援助要求。 考虑到中苏和平协议签订日期是15年，在北方长期与之保持一个良好的和平状态是可期待的。但为什么时间不是二十年甚至更多，张汉卿自有算盘。 考虑到苏德在将来发生的大战，在中国强大后，最有可能收复领土的应该也就是这个时候----根据历史走势，那时苏联自顾不暇，中国恢复对远东的控制成为可能。 只要中国没有被削弱，丢失远东的苏联不大有能力再与另一大国进行一场大规模的战争----二战后的国际形势对它不利。再以后一旦核武器时代来临，再收复领土便困难重重、几乎成为不可能了。可以想象21世纪的中国对俄罗斯提出领土要求后的反应？ 当然张汉卿以人民党和人民军高层的身份访苏是另有一番考虑。作为一个穿越的现代人，他比任何人都了解西方尤其是西欧的人民，对于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政权的恐惧是多么强烈。 在经历从1918到1922年长达4年的武装干涉后，西方普遍对苏联进行了武器禁运和经济封锁，当然更害怕一个同样性质的制度蔓延到人数众多的中国，一个有着近西方资本广义制度的三权分立的中国更符合他们的期望。 作为事实上一党专政的人民党政|府来说，其国家的行政控制方式与苏共有着惊人的类似：工业高度国家化与国家分配制度，以及意识形态的拷贝----其实在张汉卿主导下的行政管理方式始终无法脱离后世二十余年长期的政治生活所给予他的潜移默化的影响。 而苏联则重视利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与主要在华既得利益的协约国的矛盾，争取从外交上与中国保持友好关系，加强中苏多方面合作，以阻止中国被拉入西方反苏阵营。 北方政策（即对苏政策）在张汉卿的外交总战略虽然处于次要地位，但出于复兴中国的种种现实需要，他始终无法忽视并逐步加强了和苏联的合作关系。 张汉卿不盲目追随当时国内全然倒向北方或倒向西方的不理智认识，他认为：“亲西反俄或亲俄反西方都会有危险”、“单方面联盟可能会卷入一场战争”、“放弃与莫斯科的联系是愚蠢的”、“始终存在的西方国家对危险的中苏政治上一致的想象，对中国来讲是一笔具有重要意义的政治资产”并在各个场合大讲特讲，从而促成了这次访苏。 他认为，中国必须利用西方战胜国与东方苏联的矛盾，利用对苏关系这张王牌来刺激和对付西方，加强对英、美、法等协约国和日本的抗衡力量。况且中国在经济、军事上都需要苏联。 这次的中苏签定的和平条约就让东方西方都感受到这种“平衡”的制约，其后他更把条约的这种精神发挥得淋漓尽致。他要在北方和西方间圆滑地周旋，充分利用协约国和苏联的矛盾尽可能地获取更多的利益，使中国在国际舞台上发挥更多作用：中国既与北方结盟，又与西方结盟——双方都需要它。 张汉卿的“在双方之间保持平衡”政策的实施不仅使两国保持了良好正常的外交关系，客观上也提高了中国国际地位的独立性，并从而使在华的帝国主义对华政策未能像正史上那样严苛，中国进入了一个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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