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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困在网内的大鱼，也就要逃回大海去了。
吴川其实已经准备好了，承受接二连三的坏消息，毕竟国民革命军组建的时间太短，就连他自己对于这只军队的战斗力也是没什么信心的。就像他当初在德军参谋们面前讨论这只部队的组建时就说过，他对于这只军队战斗力的期望，只要能够在堑壕内和日军对抗而不迅速崩溃，就已经很不错了。
这也就是为什么，他对于兵员并无什么特别要求，但却积极在军中设立了政委组织，希望能够用党的组织来稳定住军队的士气问题。所以从一开始，吴川就没想过马上建立起一支打不垮、拖不烂的工农红军，他也不认为自己能够建立起这样一只人民武装力量。
也许有些人认为，只要给农民分田打土豪就能让农民参加军队成为一名光荣的人民战士了。但事实上哪来的这么简单的事，先不说黑龙江、吉林两省本就是地多人少的省份，分田这种事对于关外的农民并没有什么吸引力，除非你分的是人家经营好了的上好水田。
但是在关外这些上好水田都掌握在大地主手里，而土地超过2000亩以上的地主，占据了关外10%左右的人口。华北地区每户拥有20亩土地算作为自耕农的话，那么关外这一数值则提升到了40亩。也就是说，关外的农村正处于一个快速发展的时期，6、70%的农民都是自有土地者，只有3、40%的农民才是无地的贫雇农。
打土豪分田地，在奉天一省大约还能获得一些贫雇农的支持，因为发展较早的奉天省已经没有大批的荒地可以开发了，于是那里的农村和关内一样，进入了土地兼并阶段。但是在整个东三省地区，这样的主张是立刻会引起农民的恐慌的。
比起夺取地主的土地进行重新分配，大多数农民更担心失去自家的土地。而即便是那些贫雇农也不是所有人都支持瓜分地主土地的主张的，因为许多人认为自己是能够通过自己的劳动去开垦荒地而取得土地的，假如他们现在支持瓜分地主的土地，那也就等于失去了对于自家土地合法拥有的权力。
也只有在关内，特别是山东、华北、河南、陕西这些省份，因为土地兼并过于激烈，加上外国工业品的输入，造成了农村的普遍破产，农民已经无法通过劳动养活自己和家人的地方，才会积极的投身于阶级斗争当中去。
而为了抵抗地主还乡团及反动势力的剿杀，农民才会积极的参加工农红军保卫自己的财产。所以工农红军的骨干力量来自于受压迫最深重的破产农民，而不是平白分得了土地的自耕农。
对于那些阶级斗争意识不够浓厚的自耕农来说，他们只会投向保卫他们土地的政权，而不是最为革命的政权。这也就是为什么，十月革命爆发之后，一开始俄国农民是反对布尔什维克政权的，因为集体农庄政策等于是阻止了他们成为富农和地主的道路。
直到白卫军用现实教育了俄国农民，他们压根就没打算承认农民在革命中获得的土地，这才导致俄国农民迅速倒向了布尔什维克。
因此，当吴川意识到，关外农民关心的不是革命而是水利建设和田租，他便立刻修正了农村政策。从一开始的耕者有其田的土地政策，转向了大力提高农业生产力和适度控制土地兼并、并严厉打击农村高利贷及封建式的土地人身依附关系。
即从无产阶级的土地关系变革暂时退到资本主义的农村生产关系变革，先集中打击乡村中的旧士绅、旧地主力量，变封建社会的农村生产关系为资本主义的农村生产关系。两者之间最大的区别在于，前者通过土地来控制人，后者则通过农业资本来压榨人的劳动。
就当前的中国来看，后者起码还是促进了农业生产力的。但也因为如此，把农民转化为农业工人之后，他们的阶级意识也是要比那些自耕农要高的多的。
当然在目前，革命委员会只能把手中能够动员起来的所有力量、资源都动员起来，至于这只军队在战场上能不能打，几乎谁也没什么底气。黑龙江、吉林的那些官兵几乎不能拿正经官兵来看待，除了少数部队外，大多数人就是在军中混碗饭吃。
也只有对上了北洋新军和日本驻扎于南满的护路军，才能真正检验出国民革命军的成色来。吴川想着，哪怕一开始吃上几次败仗也没什么，只要能够稳定住战线，慢慢能和日军、北洋军打上几个回合，那么这只军队就算练出来了。一战中各国军队只要熬过了前期，后期拿着平民补充的阵线几乎也没垮下去过。
围困在网内的大鱼，也就要逃回大海去了。
吴川其实已经准备好了，承受接二连三的坏消息，毕竟国民革命军组建的时间太短，就连他自己对于这只军队的战斗力也是没什么信心的。就像他当初在德军参谋们面前讨论这只部队的组建时就说过，他对于这只军队战斗力的期望，只要能够在堑壕内和日军对抗而不迅速崩溃，就已经很不错了。
这也就是为什么，他对于兵员并无什么特别要求，但却积极在军中设立了政委组织，希望能够用党的组织来稳定住军队的士气问题。所以从一开始，吴川就没想过马上建立起一支打不垮、拖不烂的工农红军，他也不认为自己能够建立起这样一只人民武装力量。
也许有些人认为，只要给农民分田打土豪就能让农民参加军队成为一名光荣的人民战士了。但事实上哪来的这么简单的事，先不说黑龙江、吉林两省本就是地多人少的省份，分田这种事对于关外的农民并没有什么吸引力，除非你分的是人家经营好了的上好水田。
但是在关外这些上好水田都掌握在大地主手里，而土地超过2000亩以上的地主，占据了关外10%左右的人口。华北地区每户拥有20亩土地算作为自耕农的话，那么关外这一数值则提升到了40亩。也就是说，关外的农村正处于一个快速发展的时期，6、70%的农民都是自有土地者，只有3、40%的农民才是无地的贫雇农。
打土豪分田地，在奉天一省大约还能获得一些贫雇农的支持，因为发展较早的奉天省已经没有大批的荒地可以开发了，于是那里的农村和关内一样，进入了土地兼并阶段。但是在整个东三省地区，这样的主张是立刻会引起农民的恐慌的。
比起夺取地主的土地进行重新分配，大多数农民更担心失去自家的土地。而即便是那些贫雇农也不是所有人都支持瓜分地主土地的主张的，因为许多人认为自己是能够通过自己的劳动去开垦荒地而取得土地的，假如他们现在支持瓜分地主的土地，那也就等于失去了对于自家土地合法拥有的权力。
也只有在关内，特别是山东、华北、河南、陕西这些省份，因为土地兼并过于激烈，加上外国工业品的输入，造成了农村的普遍破产，农民已经无法通过劳动养活自己和家人的地方，才会积极的投身于阶级斗争当中去。
而为了抵抗地主还乡团及反动势力的剿杀，农民才会积极的参加工农红军保卫自己的财产。所以工农红军的骨干力量来自于受压迫最深重的破产农民，而不是平白分得了土地的自耕农。
对于那些阶级斗争意识不够浓厚的自耕农来说，他们只会投向保卫他们土地的政权，而不是最为革命的政权。这也就是为什么，十月革命爆发之后，一开始俄国农民是反对布尔什维克政权的，因为集体农庄政策等于是阻止了他们成为富农和地主的道路。
直到白卫军用现实教育了俄国农民，他们压根就没打算承认农民在革命中获得的土地，这才导致俄国农民迅速倒向了布尔什维克。
因此，当吴川意识到，关外农民关心的不是革命而是水利建设和田租，他便立刻修正了农村政策。从一开始的耕者有其田的土地政策，转向了大力提高农业生产力和适度控制土地兼并、并严厉打击农村高利贷及封建式的土地人身依附关系。
即从无产阶级的土地关系变革暂时退到资本主义的农村生产关系变革，先集中打击乡村中的旧士绅、旧地主力量，变封建社会的农村生产关系为资本主义的农村生产关系。两者之间最大的区别在于，前者通过土地来控制人，后者则通过农业资本来压榨人的劳动。
就当前的中国来看，后者起码还是促进了农业生产力的。但也因为如此，把农民转化为农业工人之后，他们的阶级意识也是要比那些自耕农要高的多的。
当然在目前，革命委员会只能把手中能够动员起来的所有力量、资源都动员起来，至于这只军队在战场上能不能打，几乎谁也没什么底气。黑龙江、吉林的那些官兵几乎不能拿正经官兵来看待，除了少数部队外，大多数人就是在军中混碗饭吃。
也只有对上了北洋新军和日本驻扎于南满的护路军，才能真正检验出国民革命军的成色来。吴川想着，哪怕一开始吃上几次败仗也没什么，只要能够稳定住战线，慢慢能和日军、北洋军打上几个回合，那么这只军队就算练出来了。一战中各国军队只要熬过了前期，后期拿着平民补充的阵线几乎也没垮下去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