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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前会议室内还在争论不休的委员们，在吴川做出了决定之后却尽皆沉默了。这让原本还试图说服反对者的吴川楞了一会，方才向着众人问道：“各位委员若是觉得不妥，也可以再说说自己的看法。”
只是在吴川的询问下，并没有什么人站出来反对他的决定，倒是之前反对接受英国人调停的朱和中首先改口道：“如果接受英国人调停是为了巩固前线阵地的话，这我倒是愿意支持的。”
在朱和中的带领下，军事委员会的委员们也跟着纷纷响应了起来。至于外交委员会的委员们，自然更不会反对吴川的决定。
看到这些委员们突然就改了口，吴川略略有些惊讶，但还是顺其自然的说道：“既然大家都同意我的看法，那么接下来我们就好好讨论一下，我们应该如何在调停会议中提出自己的要求，还有军事委员会接下来应该做些什么…”
吴川自己或许还没有完全觉察到，但是从最初的起义到昨日的对日作战的胜利为止，那些一早就跟随在吴川身边革命的委员们，在这些日子里不停的见证着吴川在军事和外交上的一个又一个胜利，渐渐的就开始把吴川的决断视为了正确答案。
如果说在内政建设方面，还有人不认同吴川的主张，会向其当面提出不同的意见。那么在军事和外交上，差不多已经很少人敢公开反对吴川的主张了。因为到目前为止的实践来看，在军事和外交上反对吴川的人，几乎都被现实证明他们的主张才是错误的。
当然，这里所说的军事和外交上的决定，指的主要是大方向上的判断，而不是细节上的研究。比如军事委员会的委员们，一开始认为日本人对于中国革命是持同情态度的，因此革命委员会在满洲发动革命不仅不会受到日本人的阻扰，还有可能获得日本人的帮助。这种论调随着满铁禁止革命军使用南满铁路，和之后大岛义昌代兵北上威胁革命军的行动，现在开始渐渐消失了。
而外交委员会的委员们，则把中国革命能否成功寄托于各国领事对于革命委员会的承认，甚至认为同为共和政体的法国和美国会最先认同中国的革命。但事实很快就教育了他们，法国人对于中国革命的厌恶甚至还有超过英国人，在英国领事还保持着中立姿态时，法国领事已经对中国革命语多不屑了。
正是在现实中一次又一次的教育，这些委员们才终于放弃了，希望依靠未来中国靠拢西方政治制度的方式来换取各国对于新中国的认可。从而承认吴川所主张的，通过反对封建主义和帝国主义的政治理念团结本国民众，才是确保建立新中国的唯一道路。
正因为大家都觉得在军事和外交上的判断实在难以同吴川的决断相提并论，所以在这些路线方针的问题上，开始越来越依赖于吴川的判断。毕竟没有那个委员喜欢，每一次都成为被吴川打脸的反面对象的，且一旦传扬出去只会降低他们的个人名誉。
而这样的场面越来越常见，也就意味着吴川的权力开始超越了他现在的职位所赋予他的权力，权力开始向他自身集中了起来。就像袁世凯之如北洋，孙中山之如同盟会，吴川也渐渐成为了共和党和革命委员会的精神象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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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川自己并没有感觉到这样的变化，他只是觉得最近他花费口水劝说委员们支持自己的机会似乎是越来越短了。这对于感觉工作越来越繁忙的他来说，只是觉得是一件好事，并没有多加联想。
敲定了方向之后再讨论细节问题，显然要比漫无目的讨论要有效率的多，因为军事委员会和外交委员会的委员们在争论了一番后，很快就找到了各自所需要的条件。
不过，就在会议结束，吴川宣布散会之后，王葆真却留下迟迟没有出门，直到其他人走的差不多时，他才对着吴川说道：“吴主席，我觉得下午的会议，你也应该前往参加。”
吴川一边整理着桌上的文件，一边头也不抬的回道：“为什么？你才是外交委员会的主席，只要你能把我们的决议完整正确的传达给英国人和日本人，我觉得我没什么必要参加这样的会议，你知道最近我手头上的事有些多。”
王葆真看了看墙角的壁钟，干脆直接了当的说道：“这种调停会议，说到底还是利益之争。要是有个人唱红脸的话，我们后面的交涉会顺畅许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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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前会议室内还在争论不休的委员们，在吴川做出了决定之后却尽皆沉默了。这让原本还试图说服反对者的吴川楞了一会，方才向着众人问道：“各位委员若是觉得不妥，也可以再说说自己的看法。”
只是在吴川的询问下，并没有什么人站出来反对他的决定，倒是之前反对接受英国人调停的朱和中首先改口道：“如果接受英国人调停是为了巩固前线阵地的话，这我倒是愿意支持的。”
在朱和中的带领下，军事委员会的委员们也跟着纷纷响应了起来。至于外交委员会的委员们，自然更不会反对吴川的决定。
看到这些委员们突然就改了口，吴川略略有些惊讶，但还是顺其自然的说道：“既然大家都同意我的看法，那么接下来我们就好好讨论一下，我们应该如何在调停会议中提出自己的要求，还有军事委员会接下来应该做些什么…”
吴川自己或许还没有完全觉察到，但是从最初的起义到昨日的对日作战的胜利为止，那些一早就跟随在吴川身边革命的委员们，在这些日子里不停的见证着吴川在军事和外交上的一个又一个胜利，渐渐的就开始把吴川的决断视为了正确答案。
如果说在内政建设方面，还有人不认同吴川的主张，会向其当面提出不同的意见。那么在军事和外交上，差不多已经很少人敢公开反对吴川的主张了。因为到目前为止的实践来看，在军事和外交上反对吴川的人，几乎都被现实证明他们的主张才是错误的。
当然，这里所说的军事和外交上的决定，指的主要是大方向上的判断，而不是细节上的研究。比如军事委员会的委员们，一开始认为日本人对于中国革命是持同情态度的，因此革命委员会在满洲发动革命不仅不会受到日本人的阻扰，还有可能获得日本人的帮助。这种论调随着满铁禁止革命军使用南满铁路，和之后大岛义昌代兵北上威胁革命军的行动，现在开始渐渐消失了。
而外交委员会的委员们，则把中国革命能否成功寄托于各国领事对于革命委员会的承认，甚至认为同为共和政体的法国和美国会最先认同中国的革命。但事实很快就教育了他们，法国人对于中国革命的厌恶甚至还有超过英国人，在英国领事还保持着中立姿态时，法国领事已经对中国革命语多不屑了。
正是在现实中一次又一次的教育，这些委员们才终于放弃了，希望依靠未来中国靠拢西方政治制度的方式来换取各国对于新中国的认可。从而承认吴川所主张的，通过反对封建主义和帝国主义的政治理念团结本国民众，才是确保建立新中国的唯一道路。
正因为大家都觉得在军事和外交上的判断实在难以同吴川的决断相提并论，所以在这些路线方针的问题上，开始越来越依赖于吴川的判断。毕竟没有那个委员喜欢，每一次都成为被吴川打脸的反面对象的，且一旦传扬出去只会降低他们的个人名誉。
而这样的场面越来越常见，也就意味着吴川的权力开始超越了他现在的职位所赋予他的权力，权力开始向他自身集中了起来。就像袁世凯之如北洋，孙中山之如同盟会，吴川也渐渐成为了共和党和革命委员会的精神象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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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川自己并没有感觉到这样的变化，他只是觉得最近他花费口水劝说委员们支持自己的机会似乎是越来越短了。这对于感觉工作越来越繁忙的他来说，只是觉得是一件好事，并没有多加联想。
敲定了方向之后再讨论细节问题，显然要比漫无目的讨论要有效率的多，因为军事委员会和外交委员会的委员们在争论了一番后，很快就找到了各自所需要的条件。
不过，就在会议结束，吴川宣布散会之后，王葆真却留下迟迟没有出门，直到其他人走的差不多时，他才对着吴川说道：“吴主席，我觉得下午的会议，你也应该前往参加。”
吴川一边整理着桌上的文件，一边头也不抬的回道：“为什么？你才是外交委员会的主席，只要你能把我们的决议完整正确的传达给英国人和日本人，我觉得我没什么必要参加这样的会议，你知道最近我手头上的事有些多。”
王葆真看了看墙角的壁钟，干脆直接了当的说道：“这种调停会议，说到底还是利益之争。要是有个人唱红脸的话，我们后面的交涉会顺畅许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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