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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车标准生产会议,讨论了十余次才算是把一辆自行车分为了七、八个部件,交给十几个厂进行生产,然后由革命委员会投资的自行车总厂进行装配。

    除了美国飞速的跳过了自行车普及阶段,直接走向了汽车交通时代,此时的欧洲还是自行车交通的天下。上个世纪90年代已经定型的自行车,在今日的欧洲几乎已经成为了城市中常见的交通工具。毕竟这种工具不要加油,也不用喂食,只需要两条腿就能动起来,还能带上分量不小的东西,正是普通人近距离外出最好的交通工具。

    但是对于中国人来说,这一欧洲流行的人力交通用具还没有传播开来。因为进口货太贵,上海进口的头等脚踏车要85块大洋,二等的也要78个大洋。

    有钱人虽然买得起,但并不乐意用于日常出行,因为中国的路太坏。哪怕是在北京城内,中间的大路一下雨也是泥泞不堪,两侧的阴沟更是足有1米多深,要是一不小心摔下去那可就麻烦大了。至于穷人,自然是看都不会看一眼,这等足够在家乡建一间瓦房的洋玩意了。

    革命委员会对于哈尔滨等城市道路的修建硬化,最先收益的就是自行车行业了。在道路硬化完成之后,骑着自行车出行立刻就方便了起来,但是面对高昂的洋货,自行车依然是难以在城市内普及开去的。

    和只把眼睛放在钢铁、化工、拖拉机、卡车、电气装备等重工业上的吴川不同,宾步程觉得当前中国人最需要的,其实应该是脚踏车、手表和缝纫机。脚踏车可以改善城市居民的出行状况,手表可以让他们掌握时间,而缝纫机可以节约家庭妇女的辛劳。

    只有先从这些小的方面进行改变,中国的城市才能慢慢向欧洲的城市靠拢。和吴川对这些产业的技术含量不以为然不同,宾步程则以为如果中国真的能够这建立起这三种制造产业,那么至少也就有了合格的技术工人。

    光是一个脚踏车,虽属轻便工业,但是车子的制造方式,在简单中是有着繁复过程的。如飞轮和链条必须准确和润滑,淬火尤须深具经验。如钢圈必须圆准和坚硬,车架必须依照一定的角度。其它如牙齿盘、把手、花古筒等等无不有其复杂的制造过程,看似容易,实在并不如理想中之简单。

    所以,光是一部自行车的国产化,即便有着德国工程师的帮助,也足足花了半年时间,才生产出了一部合格的样品。虽然宾步程和吴川在工业的发展次序上有一些分歧,但是在某些方面他又是认同吴川的主张的。

    那就是应当把消费品生产尽量的民营化,在优厚利润的刺激下促使社会资本聚集到工业而不是土地上。国家对于消费品的生产,应当采取引导、扶持、管理等手段,通过市场的有序竞争来淘汰掉那些不合格的工厂。

    有些委员们还是有反对意见的,认为搞这些消费品生产是能够快速赚钱的,搞那些重工业则是长期贴钱,革命委员会就算不垄断这些生产,也没理由主动把容易赚钱的生意让给资本家,自己去承担困难的重工业建设。

    不过吴川最终还是压制住了不同意见,他认为国家可以通过税收手段和控制大宗原料来调节资本的利润,没必要同资本家去争夺市场。而在市场的竞争下,起初高利润的消费品,因为投资门槛较低,很快就会变得薄利,但是为这些消费品提供大宗原料的垄断者,则能够获得最大的好处。

    比如自行车、缝纫机这两样消费品,只要有合格的钢材,哪怕手工也是能够敲打出来的。但是合格的钢材谁能够提供?就目前来看,只有革命委员会投资建设的大钢铁厂才能提供。因此投入自行车、缝纫机行业的厂家越多,则钢铁厂的生意就越好,中国的私人资本很难化几个亿去投资一个大的钢铁厂,因此几乎没人能够和国家进行竞争。

    而投入自行车、缝纫机行业的厂家越多,也就意味着在市场的竞争下,产品价格就会越低,于是人民也就得到了好处。

    所以,革命委员会只需要在一开始把能够赚钱的行当传播出去,到了最后,参与这一行当的资本就等于被我们套牢了。因为在这一生产-消费环节中,不能被取代的是上游的钢铁厂和下游的消费者,至于中间的生产者随时可以被其他人所取代。

    虽然吴川没有说明,但是其他委员们还是听出来了。资本家们虽然因此赚到了钱,但也就成为了革命委员会控制产业的附庸,他们根本没办法在这个行业里对抗革命委员会的原料垄断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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