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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委员会在山东的突然发难，除了给正骄满志得不可一世的北洋军一记狠狠的耳光，同样也让原本摄服于北洋军威的各省地方势力跌破了眼镜，天下人这才发觉北洋武力也不过是如此。
而原本假借北洋军势在本省掀起白色恐怖的地方士绅，在听闻革命委员会在山东实施的报复政策之后，顿时也收敛了不少。这些地方劣绅之前敢于跳将出来清洗本地的革命党人，无非就是看到国民党失势，连几个头领都被北京通缉了，他们此时对这些革命党人下手，既可以讨好北京，又能够重新夺回地方上的权力，这才如此上蹿下跳。
但是革命委员会在山东的举动告诉了这些反动劣绅，北洋军还没有彻底镇压全国的力量，而革命委员会和国民党不同，前者是敢于清洗乡里的，完全不会顾忌地方上是否会糜烂一片。特别是现在，那些被反动劣绅教育过的革命党人也已经醒悟了过来，不再对这些乡里乡亲讲什么乡党情谊，而是怒气冲冲的带着革命军回家乡报仇来了。
这些反动劣绅虽然顽固守旧，但大多数人还是识时务的，当革命军拿起屠刀的时候，他们立刻就老实了起来。既然北京政府不能把革命委员会怎么样，那么他们自然就退回到了中立的立场，继续观看北京政府和革命委员会的斗争结果了。
9月28日，袁世凯率北京大小官员到孔庙祭孔，并发表了如下讲话：“中国数千年来立国根本在于道德，凡国家政治、家庭伦纪、社会风俗，无一非先圣学说发皇流衍。是以国有治乱，运有隆污，惟此孔子之道，亘古常新，与天无极。”
9月29日，吴川在《共和日报》上亲自发表了打倒孔家店一文，文中把孔教比作了吃人的礼教。虽然这一文章在孔教会甚嚣尘上的关内遭到了蜂拥一般的攻击，但是四川《醒群报》主笔吴虞却发文表示支持。
吴虞以《家族制度为专制主义之根据论》一文为开端，连续发表了六篇文章批驳尊孔思想。最终总结出这样一个观点：“儒教不革命，儒学不转轮，吾国遂无新思想、新学说，何以造新国民？”一句话，中国要新，国民要新，思想要新，就要彻底打倒孔教思想。
吴虞的文章彻底引发了各省反孔教势力的批孔思潮，这其中不仅有思想激进的青年学生和留学生们，还有各种反对把孔教定为国家的宗教人士。孔教会把孔子政治化的后果就是，凡是主张共和政治的人士就不得不首先打倒孔子这尊圣人，然后才能打倒躲在孔子背后的封建礼教。
此前一直为关内知识分子所诟病的革命委员会的反封建思想理论和白话文运动，此时倒是因为袁世凯的尊孔行动，转而为知识分子中的温和派所接受了。
就好比陈独秀的断言：“孔教与共和乃绝对两不相容之物，存其一必废其一，…盖以孔子之道治国家，非立君不足以言治…主张尊孔，势必立君；主张立君，势必复辟，理之自然，无足怪者。”
也就是说，原本认为革命委员会对于孔孟思想的批评过于激进的中国知识分子们，在面对袁世凯有可能走向独裁专制的时候，不得不在维护共和政治的旗帜下，同革命委员会站在了一起。这对于那些试图通过国教行动维护孔孟思想的旧知识分子而言，无疑是一种措手不及的打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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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文化界的这种思想斗争，袁世凯既不出面澄清，也不支持孔教会的国教行动，而是采取了一种模棱两可的含糊姿态。毕竟对于此时的袁世凯来说，他眼中最为紧张的两件事，一件就是正式大总统的选举，去掉头上临时两字，从而获得这个国家名正言顺的统治权力；另一件就是和革命委员会言和，先为北洋赢得一个喘息的机会。
10月6日，国会选举袁世凯为第一任大总统，袁世凯于北京故宫太和殿就职。也就在这一天，革命委员会的代表周树模抵达天津，下榻于海河边上上利顺德酒店内。在他抵达之前，作为袁世凯代表的徐世昌已经住进了酒店，两人于是开始了会面。
作为前黑龙江巡抚，周树模过去就做过徐世昌的下属，他倒是没有料到自己还有同这位老上司进行谈判的时候。两人在一间面对海河的茶室内，先是品茶叙旧了将近一个下午，直到这场会谈将要结束的时候，徐世昌才漫不经心的向老部下问道：“吴畏之是真心想要和平呢？还是一时的缓兵之计呢？”
周树模沉吟了片刻后，便不疾不徐的回道：“确实是想要和平，而不是什么缓兵之计。再说了，眼下处于不利局势的并不是我方，就算要用缓兵之计，也该是贵方需要才对。”
徐世昌眉头一挑，语带不满的说道：“少朴，我们交往的日子也不算浅了，何以还有你我的说法。真要论你我，你也应该是和我们站在一起吧。吴畏之何许人也，值得你这么敬重于他？”
徐世昌不过是一句玩笑之言，但周树模却思考了许久，才慎重的回道：“我看不懂这个人，虽然年纪轻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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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委员会在山东的突然发难，除了给正骄满志得不可一世的北洋军一记狠狠的耳光，同样也让原本摄服于北洋军威的各省地方势力跌破了眼镜，天下人这才发觉北洋武力也不过是如此。
而原本假借北洋军势在本省掀起白色恐怖的地方士绅，在听闻革命委员会在山东实施的报复政策之后，顿时也收敛了不少。这些地方劣绅之前敢于跳将出来清洗本地的革命党人，无非就是看到国民党失势，连几个头领都被北京通缉了，他们此时对这些革命党人下手，既可以讨好北京，又能够重新夺回地方上的权力，这才如此上蹿下跳。
但是革命委员会在山东的举动告诉了这些反动劣绅，北洋军还没有彻底镇压全国的力量，而革命委员会和国民党不同，前者是敢于清洗乡里的，完全不会顾忌地方上是否会糜烂一片。特别是现在，那些被反动劣绅教育过的革命党人也已经醒悟了过来，不再对这些乡里乡亲讲什么乡党情谊，而是怒气冲冲的带着革命军回家乡报仇来了。
这些反动劣绅虽然顽固守旧，但大多数人还是识时务的，当革命军拿起屠刀的时候，他们立刻就老实了起来。既然北京政府不能把革命委员会怎么样，那么他们自然就退回到了中立的立场，继续观看北京政府和革命委员会的斗争结果了。
9月28日，袁世凯率北京大小官员到孔庙祭孔，并发表了如下讲话：“中国数千年来立国根本在于道德，凡国家政治、家庭伦纪、社会风俗，无一非先圣学说发皇流衍。是以国有治乱，运有隆污，惟此孔子之道，亘古常新，与天无极。”
9月29日，吴川在《共和日报》上亲自发表了打倒孔家店一文，文中把孔教比作了吃人的礼教。虽然这一文章在孔教会甚嚣尘上的关内遭到了蜂拥一般的攻击，但是四川《醒群报》主笔吴虞却发文表示支持。
吴虞以《家族制度为专制主义之根据论》一文为开端，连续发表了六篇文章批驳尊孔思想。最终总结出这样一个观点：“儒教不革命，儒学不转轮，吾国遂无新思想、新学说，何以造新国民？”一句话，中国要新，国民要新，思想要新，就要彻底打倒孔教思想。
吴虞的文章彻底引发了各省反孔教势力的批孔思潮，这其中不仅有思想激进的青年学生和留学生们，还有各种反对把孔教定为国家的宗教人士。孔教会把孔子政治化的后果就是，凡是主张共和政治的人士就不得不首先打倒孔子这尊圣人，然后才能打倒躲在孔子背后的封建礼教。
此前一直为关内知识分子所诟病的革命委员会的反封建思想理论和白话文运动，此时倒是因为袁世凯的尊孔行动，转而为知识分子中的温和派所接受了。
就好比陈独秀的断言：“孔教与共和乃绝对两不相容之物，存其一必废其一，…盖以孔子之道治国家，非立君不足以言治…主张尊孔，势必立君；主张立君，势必复辟，理之自然，无足怪者。”
也就是说，原本认为革命委员会对于孔孟思想的批评过于激进的中国知识分子们，在面对袁世凯有可能走向独裁专制的时候，不得不在维护共和政治的旗帜下，同革命委员会站在了一起。这对于那些试图通过国教行动维护孔孟思想的旧知识分子而言，无疑是一种措手不及的打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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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文化界的这种思想斗争，袁世凯既不出面澄清，也不支持孔教会的国教行动，而是采取了一种模棱两可的含糊姿态。毕竟对于此时的袁世凯来说，他眼中最为紧张的两件事，一件就是正式大总统的选举，去掉头上临时两字，从而获得这个国家名正言顺的统治权力；另一件就是和革命委员会言和，先为北洋赢得一个喘息的机会。
10月6日，国会选举袁世凯为第一任大总统，袁世凯于北京故宫太和殿就职。也就在这一天，革命委员会的代表周树模抵达天津，下榻于海河边上上利顺德酒店内。在他抵达之前，作为袁世凯代表的徐世昌已经住进了酒店，两人于是开始了会面。
作为前黑龙江巡抚，周树模过去就做过徐世昌的下属，他倒是没有料到自己还有同这位老上司进行谈判的时候。两人在一间面对海河的茶室内，先是品茶叙旧了将近一个下午，直到这场会谈将要结束的时候，徐世昌才漫不经心的向老部下问道：“吴畏之是真心想要和平呢？还是一时的缓兵之计呢？”
周树模沉吟了片刻后，便不疾不徐的回道：“确实是想要和平，而不是什么缓兵之计。再说了，眼下处于不利局势的并不是我方，就算要用缓兵之计，也该是贵方需要才对。”
徐世昌眉头一挑，语带不满的说道：“少朴，我们交往的日子也不算浅了，何以还有你我的说法。真要论你我，你也应该是和我们站在一起吧。吴畏之何许人也，值得你这么敬重于他？”
徐世昌不过是一句玩笑之言，但周树模却思考了许久，才慎重的回道：“我看不懂这个人，虽然年纪轻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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