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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日本帝国主义者中未必会有这么多聪明人，因此我们还需要有那么一座桥梁，把我们的一些情报透露给日本帝国主义者，从而避免他们做出错误的判断。当然，这座桥梁应当掌握在我们自己手中，不能让它失去控制。
这就是我所希望的，今后日本共产主义小组或共产党所要担负起来的工作。而您们凭借着我们所提供的资料，在宣传马克思思想的同时，写上几篇对于革命委员会或国际形势的分析报告，那么日本帝国主义者必然不会对你们采取过于激烈的行动，而是试图把你们纳入自己的掌控之中，为日本服务的。”
在好友及同志们被日本政府迫害致死之后，片山潜就已经放弃了合法的议会斗争的想法，不过鉴于日本社会主义者多数崇尚改良主义和无政府主义，因此他才不得不隐瞒了自己的想法。不只是考察了中国共和党的崛起过程并和同吴川多次见面之后，他就渐渐表露出了倾向于列宁主义的立场。
因此当吴川把他单独叫来面谈时，他原本以为自己会接受一个艰巨的任务，但是现在听完了吴川的主张之后，他就有些恍惚了，这似乎和他来之前设想的不大一样。
不过他只是沉吟了数分钟后就反应了过来，这份工作其实挺适合现在这些日本社会主义者的，虽然他们向往社会主义，但是他们并没有如中国人那样做好进行真正的战斗准备。反倒是这样一个研究社的方式，既能够让他们抒发一些对于社会主义的看法，也能够获得足够的安全保障，肯定是能够获得大多数人的支持的。
于是片山潜向吴川点头答应了下来，吴川对此倒也是大大的松了口气。在革命委员会对关外的治安进行反复扫荡，并取缔了境内的青楼、赌馆、会道门和土匪山寨之后，东北的社会治安自然是大大的获得了好转，共和党对于基层的控制也达到了街道和乡一级，那些隐藏于阴影中的不法分子，不是被送去了劳改农场就是被判处了死刑。
这固然是掐断了日本及袁世凯打听革命委员会内部消息的渠道，但是也可能造成日本方面对于革命委员会的误判。革命委员会既然走到了1916年，吴川对于日本的担忧虽然是极大的下降了，但是他并不希望和日本继续纠缠下去，毕竟和日本的冲突对于革命委员会来说几乎得不到什么好处。
他更希望日本能够换一个方向去拓展势力，从而让革命委员会在一战结束后继续苟上几年，那么革命委员会至少能够把华北地区消化下去了。华北的资源比东北更丰富，人口也多的多，只要革命委员会把这一地区消化下去，那么日本几乎就没有可能再撼动革命委员会在北方的统治了。
当然，要想日本改变大陆政策，光凭革命委员会埋头发展可不行，还需要在舆论、信息上的引导，并让日本政府相信中日之间是存在合作可能的。而这种合作不可能凭空诞生，日共将会成为双方取得互信的桥梁，通过日共中日双方互通信息，从而令双方达成一个默契。
此外么，就是要在日本面前剥下老牌列强的外壳，露出他们在这场大战后的虚弱内里，日本才会敢于挑战这些老牌列强在亚洲的利益，而不是继续同革命委员会死磕。
迫使吴川采用这种决绝的手段，也是法国人和英国人的盲目自大刺激到了他。一直以来吴川并不试图改变一战的结局，因为他一直都觉得一战的结局对于中国来说是最好的，一个被削弱的欧洲，一个红色苏维埃社会主义国家的诞生，一个孤立主义的美国，这也就使得整个20年代大家都在埋头恢复实力，无力外出干预亚洲，特别是东亚的事务。
也就是说按照原来历史的发展，在大萧条到来之前革命委员会只要对付一个日本就足够了。中国还可以同苏俄背靠背，互相结成社会主义的同盟。
当然，要让吴川做出这种选择，是建立在协约国不要干涉革命委员会向华北渗透的基础上的。吴川觉得自己可以不进北京城，但是北京以外的河北省还是要拿下的，否则山东和东北就无法联系起来，渤海也就无法成为中国的内海。
法国人和英国人拿着和前清签署的条约要求革命军不得进入天津城外20里，法国人还强行采取了扩界行动，把涂有红白蓝三色木桩插在了老西开地区，以表示此地归属于法租界所有。
英法两国的行动，等于是截断了革命委员会想要把山东-东北联成一体的打算，革命委员会如果忍耐英法的这一行动，就会让国内各地军阀失去敬畏之心，接下来革命委员会再想用和平的方式侵吞这些军阀的地盘，就不大行的通了。
所以思考了一个晚上之后，吴川决定还是把桌子掀了，看看到底谁没穿底裤。哪怕历史真的改变了，他也觉得无所谓了，毕竟老欧洲的血和黄金确实已经差不多耗干了。
当然，日本帝国主义者中未必会有这么多聪明人，因此我们还需要有那么一座桥梁，把我们的一些情报透露给日本帝国主义者，从而避免他们做出错误的判断。当然，这座桥梁应当掌握在我们自己手中，不能让它失去控制。
这就是我所希望的，今后日本共产主义小组或共产党所要担负起来的工作。而您们凭借着我们所提供的资料，在宣传马克思思想的同时，写上几篇对于革命委员会或国际形势的分析报告，那么日本帝国主义者必然不会对你们采取过于激烈的行动，而是试图把你们纳入自己的掌控之中，为日本服务的。”
在好友及同志们被日本政府迫害致死之后，片山潜就已经放弃了合法的议会斗争的想法，不过鉴于日本社会主义者多数崇尚改良主义和无政府主义，因此他才不得不隐瞒了自己的想法。不只是考察了中国共和党的崛起过程并和同吴川多次见面之后，他就渐渐表露出了倾向于列宁主义的立场。
因此当吴川把他单独叫来面谈时，他原本以为自己会接受一个艰巨的任务，但是现在听完了吴川的主张之后，他就有些恍惚了，这似乎和他来之前设想的不大一样。
不过他只是沉吟了数分钟后就反应了过来，这份工作其实挺适合现在这些日本社会主义者的，虽然他们向往社会主义，但是他们并没有如中国人那样做好进行真正的战斗准备。反倒是这样一个研究社的方式，既能够让他们抒发一些对于社会主义的看法，也能够获得足够的安全保障，肯定是能够获得大多数人的支持的。
于是片山潜向吴川点头答应了下来，吴川对此倒也是大大的松了口气。在革命委员会对关外的治安进行反复扫荡，并取缔了境内的青楼、赌馆、会道门和土匪山寨之后，东北的社会治安自然是大大的获得了好转，共和党对于基层的控制也达到了街道和乡一级，那些隐藏于阴影中的不法分子，不是被送去了劳改农场就是被判处了死刑。
这固然是掐断了日本及袁世凯打听革命委员会内部消息的渠道，但是也可能造成日本方面对于革命委员会的误判。革命委员会既然走到了1916年，吴川对于日本的担忧虽然是极大的下降了，但是他并不希望和日本继续纠缠下去，毕竟和日本的冲突对于革命委员会来说几乎得不到什么好处。
他更希望日本能够换一个方向去拓展势力，从而让革命委员会在一战结束后继续苟上几年，那么革命委员会至少能够把华北地区消化下去了。华北的资源比东北更丰富，人口也多的多，只要革命委员会把这一地区消化下去，那么日本几乎就没有可能再撼动革命委员会在北方的统治了。
当然，要想日本改变大陆政策，光凭革命委员会埋头发展可不行，还需要在舆论、信息上的引导，并让日本政府相信中日之间是存在合作可能的。而这种合作不可能凭空诞生，日共将会成为双方取得互信的桥梁，通过日共中日双方互通信息，从而令双方达成一个默契。
此外么，就是要在日本面前剥下老牌列强的外壳，露出他们在这场大战后的虚弱内里，日本才会敢于挑战这些老牌列强在亚洲的利益，而不是继续同革命委员会死磕。
迫使吴川采用这种决绝的手段，也是法国人和英国人的盲目自大刺激到了他。一直以来吴川并不试图改变一战的结局，因为他一直都觉得一战的结局对于中国来说是最好的，一个被削弱的欧洲，一个红色苏维埃社会主义国家的诞生，一个孤立主义的美国，这也就使得整个20年代大家都在埋头恢复实力，无力外出干预亚洲，特别是东亚的事务。
也就是说按照原来历史的发展，在大萧条到来之前革命委员会只要对付一个日本就足够了。中国还可以同苏俄背靠背，互相结成社会主义的同盟。
当然，要让吴川做出这种选择，是建立在协约国不要干涉革命委员会向华北渗透的基础上的。吴川觉得自己可以不进北京城，但是北京以外的河北省还是要拿下的，否则山东和东北就无法联系起来，渤海也就无法成为中国的内海。
法国人和英国人拿着和前清签署的条约要求革命军不得进入天津城外20里，法国人还强行采取了扩界行动，把涂有红白蓝三色木桩插在了老西开地区，以表示此地归属于法租界所有。
英法两国的行动，等于是截断了革命委员会想要把山东-东北联成一体的打算，革命委员会如果忍耐英法的这一行动，就会让国内各地军阀失去敬畏之心，接下来革命委员会再想用和平的方式侵吞这些军阀的地盘，就不大行的通了。
所以思考了一个晚上之后，吴川决定还是把桌子掀了，看看到底谁没穿底裤。哪怕历史真的改变了，他也觉得无所谓了，毕竟老欧洲的血和黄金确实已经差不多耗干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