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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下去的，一般家境都还可以，否则中途就要退学谋生去了。但即便是如此，能够凑得起出国费用，到国外留学的学生依旧还是少数人。就好比那些去不了欧美留学的，最终都去了日本，现在这些人更是都涌进了东北各所学校学习。
这些学生中的佼佼者，就有吴川相当熟悉的伍豪同学，也有他不熟悉的恽代英、瞿双、林育南等人，当然他们现在还是只有热情的年轻人，并不是真正的革命者。
老实说，吴川过去一直没有去寻找这些历史名人，一方面是觉得革命委员会未必能够支持到十月革命，那么把这些历史名人找来岂不是害了他们。以这个时代反动派的手段，不管是袁世凯还是孙中山，对待政敌可都不会手软的。
另一方面就是，人的思想是被环境塑造出来的，特别是在这些人三观还没有确定的年纪，把他们从熟悉的环境中拉到东北来，他们就真的能够变成革命者了？吴川对此是深感怀疑的，毕竟后世连党校老师都变成反贼了，更何况是当前马列主义还不成气候的中国。
而随着伍豪等同学自发的到来，吴川也是抽空和他们见过聊过，只能说即便是未来的革命领袖，现在也还是一个好奇的中二少年。虽然他们已经比身边的同龄人优秀了许多，但是他们对于社会主义连门外汉都算不上，倒是对于日本明治维新带来的崭新社会面貌感到激动不已。
就如伍豪同学自己所言，如果不是看到了东北这几年的变化，辛亥革命前他来东北投靠了伯父，之后还在沈阳上了半年学，之后才去了天津。这期间，他也来过几趟沈阳，革命委员会收回了东北的海关及盐税之后，他的伯父又从天津运动去了东北海关工作，不过伍豪并没有再回东北上学。
从革命前到革命后，他亲眼看到了沈阳的巨大变化，加上革命委员会对于天津租界的收回，终于使得伍豪放弃了前往日本求学的想法，转而考入了哈尔滨军政大学。但是，在他同吴川的谈话中，却始终流露着对于日本所实施的军国主义的欣赏。
于是吴川算是熄灭了收集历史名人的打算，在这些人没有经历过令自己觉悟的事件之前，恐怕是难以让他们成为一个真正的社会主义者的，他可不希望让这些人毁在了自己手里。
面对这个关于民族和国家的问题，吴川沉默了数秒后方才开口说道：“这位何忠涵同学倒是提出了一个极好的问题。
不过再说起民族和国家之前，我们先得要搞清楚这两个名词的用意。斯大林同志说过：民族是想象的共同体。列宁同志对于国家的看法是：国家是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和表现。在阶级矛盾客观上不能调和的地方、时候和条件下，便产生国家。反过来说，国家的存在证明阶级矛盾不可调和。
我们都知道政治是人的社会性活动，而历史是记载了人的社会性活动的记录。民族和国家都是政治范畴里的术语，因此历史上的记录必然会表现出民族和国家在政治活动中所发挥出来的作用。
我国是个有着悠久历史的文明古国，光是有记载的历史资料就可以上诉到三千年之前。那么民族和国家在我国的历史长河中究竟发挥出了些什么作用呢？
夏商周三代，国家和民族是一体的，所以征讨四夷也叫教训野人；周之后是春秋战国，除了楚国之外，其他各国都是同文同种，但是中原各国既有联合讨伐楚国的举动，也有联合楚国讨伐兄弟之国的举止，这个时候就已经把国家和民族分开了，原则上国家的利益要大于民族的利益。
汉同匈奴之间的争斗，既是民族之争也是国家之争；三国之后的西晋结束了战乱局面，天下重新归为一统，但没过几年就爆发了八王之乱，司马家的诸王利用胡人征战和掠夺民间财富，这个时候司马家是既不讲国家利益也不讲民族利益了…
然后到了清初，皇太极把蒙古人和汉人抬为八旗，利用这些蒙古人和汉人去杀戮关内的汉人，而南明小朝廷为了对付农民起义军，宁可和满清议和，也不愿同农民起义军联合扛清。
到了清末，慈禧在辛丑条约签订前对各列强外交官这样说道：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由此可见，这世界没有什么民族利益或是国家利益，有的只是统治阶级的利益。
为了维护统治阶级的利益，地主可以同其他民族合作镇压本民族的反抗者；为了维护统治阶级的利益，皇室可以出卖国家利益，以求保全自己的统治权力。
由此可见，俄国已经花去的数百亿卢布，付出的数百万人的伤亡，并不会给俄国的无产阶级带来任何利益，哪怕在战后俄国获得了赔款和土地，和无产阶级又有什么关系？
对于俄国的无产阶级来说，结束战争并推翻继续战争的贵族地主和资本家才是真正的维护了本阶级的利益。而为了达到这一目标，俄国无产阶级就必须停止战争，才能让俄国人民拥护自己。对俄国的无产阶级政权来说，继续这场战争不过是削弱了自己和同盟国无产阶级的力量，从而进一步壮大了帝国主义的反动力量，最终让俄国人民继续无谓的流血而已…”
读下去的，一般家境都还可以，否则中途就要退学谋生去了。但即便是如此，能够凑得起出国费用，到国外留学的学生依旧还是少数人。就好比那些去不了欧美留学的，最终都去了日本，现在这些人更是都涌进了东北各所学校学习。
这些学生中的佼佼者，就有吴川相当熟悉的伍豪同学，也有他不熟悉的恽代英、瞿双、林育南等人，当然他们现在还是只有热情的年轻人，并不是真正的革命者。
老实说，吴川过去一直没有去寻找这些历史名人，一方面是觉得革命委员会未必能够支持到十月革命，那么把这些历史名人找来岂不是害了他们。以这个时代反动派的手段，不管是袁世凯还是孙中山，对待政敌可都不会手软的。
另一方面就是，人的思想是被环境塑造出来的，特别是在这些人三观还没有确定的年纪，把他们从熟悉的环境中拉到东北来，他们就真的能够变成革命者了？吴川对此是深感怀疑的，毕竟后世连党校老师都变成反贼了，更何况是当前马列主义还不成气候的中国。
而随着伍豪等同学自发的到来，吴川也是抽空和他们见过聊过，只能说即便是未来的革命领袖，现在也还是一个好奇的中二少年。虽然他们已经比身边的同龄人优秀了许多，但是他们对于社会主义连门外汉都算不上，倒是对于日本明治维新带来的崭新社会面貌感到激动不已。
就如伍豪同学自己所言，如果不是看到了东北这几年的变化，辛亥革命前他来东北投靠了伯父，之后还在沈阳上了半年学，之后才去了天津。这期间，他也来过几趟沈阳，革命委员会收回了东北的海关及盐税之后，他的伯父又从天津运动去了东北海关工作，不过伍豪并没有再回东北上学。
从革命前到革命后，他亲眼看到了沈阳的巨大变化，加上革命委员会对于天津租界的收回，终于使得伍豪放弃了前往日本求学的想法，转而考入了哈尔滨军政大学。但是，在他同吴川的谈话中，却始终流露着对于日本所实施的军国主义的欣赏。
于是吴川算是熄灭了收集历史名人的打算，在这些人没有经历过令自己觉悟的事件之前，恐怕是难以让他们成为一个真正的社会主义者的，他可不希望让这些人毁在了自己手里。
面对这个关于民族和国家的问题，吴川沉默了数秒后方才开口说道：“这位何忠涵同学倒是提出了一个极好的问题。
不过再说起民族和国家之前，我们先得要搞清楚这两个名词的用意。斯大林同志说过：民族是想象的共同体。列宁同志对于国家的看法是：国家是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和表现。在阶级矛盾客观上不能调和的地方、时候和条件下，便产生国家。反过来说，国家的存在证明阶级矛盾不可调和。
我们都知道政治是人的社会性活动，而历史是记载了人的社会性活动的记录。民族和国家都是政治范畴里的术语，因此历史上的记录必然会表现出民族和国家在政治活动中所发挥出来的作用。
我国是个有着悠久历史的文明古国，光是有记载的历史资料就可以上诉到三千年之前。那么民族和国家在我国的历史长河中究竟发挥出了些什么作用呢？
夏商周三代，国家和民族是一体的，所以征讨四夷也叫教训野人；周之后是春秋战国，除了楚国之外，其他各国都是同文同种，但是中原各国既有联合讨伐楚国的举动，也有联合楚国讨伐兄弟之国的举止，这个时候就已经把国家和民族分开了，原则上国家的利益要大于民族的利益。
汉同匈奴之间的争斗，既是民族之争也是国家之争；三国之后的西晋结束了战乱局面，天下重新归为一统，但没过几年就爆发了八王之乱，司马家的诸王利用胡人征战和掠夺民间财富，这个时候司马家是既不讲国家利益也不讲民族利益了…
然后到了清初，皇太极把蒙古人和汉人抬为八旗，利用这些蒙古人和汉人去杀戮关内的汉人，而南明小朝廷为了对付农民起义军，宁可和满清议和，也不愿同农民起义军联合扛清。
到了清末，慈禧在辛丑条约签订前对各列强外交官这样说道：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由此可见，这世界没有什么民族利益或是国家利益，有的只是统治阶级的利益。
为了维护统治阶级的利益，地主可以同其他民族合作镇压本民族的反抗者；为了维护统治阶级的利益，皇室可以出卖国家利益，以求保全自己的统治权力。
由此可见，俄国已经花去的数百亿卢布，付出的数百万人的伤亡，并不会给俄国的无产阶级带来任何利益，哪怕在战后俄国获得了赔款和土地，和无产阶级又有什么关系？
对于俄国的无产阶级来说，结束战争并推翻继续战争的贵族地主和资本家才是真正的维护了本阶级的利益。而为了达到这一目标，俄国无产阶级就必须停止战争，才能让俄国人民拥护自己。对俄国的无产阶级政权来说，继续这场战争不过是削弱了自己和同盟国无产阶级的力量，从而进一步壮大了帝国主义的反动力量，最终让俄国人民继续无谓的流血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