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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吴川同志，今天我主要是想向你汇报三件事…”
随着时间的推移，共和党内渐渐形成了在吴川之下的几位主要委员，协助吴川负责军事上事务的朱和中，协助吴川处理外交事务的王葆真，协助吴川处理内政的宋云桐，协助吴川处理党外政治事务的耿谨文，协助吴川处理党内组织人事的梁廷栋。
虽然这种变化正在促使共和党的委员们向着官僚方向转变，但是在某种程度上来说，党的组织也在变的越来越制度化和严密化了。党也越来越依赖于组织而不是个人的能力去运转了，好比吴川的声望在党内虽然越发高了，但是在党内的事务上却也很难再绕过组织加以决定了。
党的最高权力虽然还在他的手中，但是他也必须要按照组织所制定的程序去行使这个权力了。共和党内的山头渐渐开始显露，不过和此时的俄国共产党相比，共和党内的山头还是比较弱小的，并不足以挑战吴川在党内的领导地位。
吴川对于党内的这种变化也处于患得患失之中，虽然他对于党的官僚化并不感冒，但是现在的他也清楚，只要党想要掌握住政权并行使这种权力，就不能不接受这样的变化。只要国家机器还存在，那么能够驱动这部机器运转的人，必然会在权力的影响下官僚化，这不是以他个人的好恶或某些人的政治理想就能改变的。
现在的他，也只能谨慎的关注党的这种变化，并尽可能延缓这个过程，等待着更有理想和能力的人来处理这个问题。当然，官僚化所带来的行政效率提高，这是针对那些同类型的问题标准化解决而言，对于当前的东北来说倒也不是没有好处的。
梁廷栋今次来和吴川会晤所要汇报的三件事，第一件是关于俄国逃亡民众大量涌入东北的问题。十月革命之后，虽然如利奥.于尔斯泰男爵这样的县内贵族地主因为土地委员会的行动感到不妙，选择了暂时离开俄国，但是大部分资产阶级和那些小资产阶级一开始并没有打算离开。
虽然人民委员会承认了各地土地委员会对于地主土地的剥夺，并号召工人采取对工厂进行监管，但是人民委员会并没有这样大的能力去控制各地的土地委员会和把工人组织起来。可以说，人民委员会不过是顺应了各地农民和城市工人的要求，发布了他们能够发布的公告，实际上的行动都是各地的农民和工人自发行动起来的，甚至于他们还早于人民委员会的公告就已经行动起来了。
一部分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们在反对人民委员会的同时，还是希望人民委员会能够先恢复国内的社会秩序的，因为从二月革命到十月革命的爆发，俄国国内的各政治力量都已经证明了，他们并无能力恢复国内的社会秩序。
但是随着人民委员会同德国的媾和，俄国经历了四年的残酷战争却一无所获，且还失去了波兰、乌克兰、波罗的海三国等地区，和要支付高额的赔偿后，原本还在观望的中间人士也终于站在反对布尔什维克的一方。
只是在同德国媾和并开始大规模的复员旧军队和建立支持人民委员会的红色军队后，人民委员会至少已经控制住了从莫斯科到彼得格勒的俄国核心地区。面对这些没有获得农民和工人支持，又失去了旧军队、旧体制力量保护的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分子，人民委员会自然就采取了断然的镇压措施。
于是在3月之后，从俄国出逃的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就多了起来。这些人要么往北经过芬兰离开俄国，要么向南去投奔科尔尼洛夫领导的白卫军，期待着白卫军能够重新打回莫斯科和彼得堡去。
但是在叶卡捷琳诺达尔城下，科尔尼洛夫不幸战死了，现在领导白卫军的是安东·伊万诺维奇·邓尼金。科尔尼洛夫是个这么样的人？他活着的时候曾经公然说道：“我和我的同僚们会毫不犹豫的绞死所有的苏维埃成员…恐怖越大，我们的胜利越大…我们必须拯救俄罗斯！即使我们不得不放火把它烧掉一半，流尽四分之三俄国人的血！”
至于他忠实的同僚邓尼金又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有这样一个笑话可以让我们了解他。白卫军中有一位上校在十月革命后写了一本书，请求获得科尔尼洛夫同意出版，但是他得到的关于出版此书的批示是，“此书过于右倾不得出版”。
等到科尔尼洛夫战死，邓尼金成为白卫军首脑时，这位上校再次申请出版自己的书稿，但是邓尼金给出的批示是，“此书过于左倾不得出版”。也就是说邓尼金是一个比科尔尼洛夫更为反动的反革命分子，他对于那些来投奔白卫军的资产阶级自由派分子和右翼社会主义者采取的措施只有一个，就是枪毙。
在这样的状况下，逃往西伯利亚，或是通过西伯利亚铁路逃往远东就成为了许多不能前往芬兰的俄国资产阶级的唯一选择。
道：“吴川同志，今天我主要是想向你汇报三件事…”
随着时间的推移，共和党内渐渐形成了在吴川之下的几位主要委员，协助吴川负责军事上事务的朱和中，协助吴川处理外交事务的王葆真，协助吴川处理内政的宋云桐，协助吴川处理党外政治事务的耿谨文，协助吴川处理党内组织人事的梁廷栋。
虽然这种变化正在促使共和党的委员们向着官僚方向转变，但是在某种程度上来说，党的组织也在变的越来越制度化和严密化了。党也越来越依赖于组织而不是个人的能力去运转了，好比吴川的声望在党内虽然越发高了，但是在党内的事务上却也很难再绕过组织加以决定了。
党的最高权力虽然还在他的手中，但是他也必须要按照组织所制定的程序去行使这个权力了。共和党内的山头渐渐开始显露，不过和此时的俄国共产党相比，共和党内的山头还是比较弱小的，并不足以挑战吴川在党内的领导地位。
吴川对于党内的这种变化也处于患得患失之中，虽然他对于党的官僚化并不感冒，但是现在的他也清楚，只要党想要掌握住政权并行使这种权力，就不能不接受这样的变化。只要国家机器还存在，那么能够驱动这部机器运转的人，必然会在权力的影响下官僚化，这不是以他个人的好恶或某些人的政治理想就能改变的。
现在的他，也只能谨慎的关注党的这种变化，并尽可能延缓这个过程，等待着更有理想和能力的人来处理这个问题。当然，官僚化所带来的行政效率提高，这是针对那些同类型的问题标准化解决而言，对于当前的东北来说倒也不是没有好处的。
梁廷栋今次来和吴川会晤所要汇报的三件事，第一件是关于俄国逃亡民众大量涌入东北的问题。十月革命之后，虽然如利奥.于尔斯泰男爵这样的县内贵族地主因为土地委员会的行动感到不妙，选择了暂时离开俄国，但是大部分资产阶级和那些小资产阶级一开始并没有打算离开。
虽然人民委员会承认了各地土地委员会对于地主土地的剥夺，并号召工人采取对工厂进行监管，但是人民委员会并没有这样大的能力去控制各地的土地委员会和把工人组织起来。可以说，人民委员会不过是顺应了各地农民和城市工人的要求，发布了他们能够发布的公告，实际上的行动都是各地的农民和工人自发行动起来的，甚至于他们还早于人民委员会的公告就已经行动起来了。
一部分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们在反对人民委员会的同时，还是希望人民委员会能够先恢复国内的社会秩序的，因为从二月革命到十月革命的爆发，俄国国内的各政治力量都已经证明了，他们并无能力恢复国内的社会秩序。
但是随着人民委员会同德国的媾和，俄国经历了四年的残酷战争却一无所获，且还失去了波兰、乌克兰、波罗的海三国等地区，和要支付高额的赔偿后，原本还在观望的中间人士也终于站在反对布尔什维克的一方。
只是在同德国媾和并开始大规模的复员旧军队和建立支持人民委员会的红色军队后，人民委员会至少已经控制住了从莫斯科到彼得格勒的俄国核心地区。面对这些没有获得农民和工人支持，又失去了旧军队、旧体制力量保护的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分子，人民委员会自然就采取了断然的镇压措施。
于是在3月之后，从俄国出逃的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就多了起来。这些人要么往北经过芬兰离开俄国，要么向南去投奔科尔尼洛夫领导的白卫军，期待着白卫军能够重新打回莫斯科和彼得堡去。
但是在叶卡捷琳诺达尔城下，科尔尼洛夫不幸战死了，现在领导白卫军的是安东·伊万诺维奇·邓尼金。科尔尼洛夫是个这么样的人？他活着的时候曾经公然说道：“我和我的同僚们会毫不犹豫的绞死所有的苏维埃成员…恐怖越大，我们的胜利越大…我们必须拯救俄罗斯！即使我们不得不放火把它烧掉一半，流尽四分之三俄国人的血！”
至于他忠实的同僚邓尼金又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有这样一个笑话可以让我们了解他。白卫军中有一位上校在十月革命后写了一本书，请求获得科尔尼洛夫同意出版，但是他得到的关于出版此书的批示是，“此书过于右倾不得出版”。
等到科尔尼洛夫战死，邓尼金成为白卫军首脑时，这位上校再次申请出版自己的书稿，但是邓尼金给出的批示是，“此书过于左倾不得出版”。也就是说邓尼金是一个比科尔尼洛夫更为反动的反革命分子，他对于那些来投奔白卫军的资产阶级自由派分子和右翼社会主义者采取的措施只有一个，就是枪毙。
在这样的状况下，逃往西伯利亚，或是通过西伯利亚铁路逃往远东就成为了许多不能前往芬兰的俄国资产阶级的唯一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