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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对韦宝的了解,甚至比韦宝现在的岳父之一吴襄更多。

    吴襄嘴上说相信韦宝,心里根本不将韦宝打建奴的事情当成一回事。

    大明的制度决定了这一切。

    洪武时期在制度实践上,也未始不有古典经的投射存焉。

    洪武十三年,朱元璋借胡惟庸案,废除丞相制度。他后来声言:卒自古三公论道,六卿分职,并不曾设立丞相。

    自秦始置丞相,不旋踵而亡。

    汉唐宋因之,虽有贤相,然其间所用者多有小人,专权乱政。

    朱元璋所谓“自古”固属饰辞,但他确对古制有过研究,不能完全排除他回复古制的愿望。

    洪武年间官制处于不断调整之中,官名和新的机构名也不断浮现。

    四辅官、大学士的设立,均为朱元璋比附经典、斟酌古制而成。

    洪武时还曾仿照《周礼》,改给事中名为元士,后又改为源士。

    朱元璋强力推行的《大诰》,定名亦来自《尚》。

    综而言之,朱元璋的制度来源,若综合四种来源,蒙元,汉族传统,自我作古,远仿三代。

    当以“多元到一元”来解读洪武制度的复杂来源。“多元”即意味着洪武制度的来源多元,也是解读洪武制度的视角、进路多元。

    “一元”则意在凸显朱元璋的熔铸作用。

    经过朱元璋的头脑过滤、刻意形塑和制度实践,多元的元素得以整合,并且打上了朱元璋个人的独特印记,不再是原先各自的本来面目了。

    这体现在古经中的经典政治理念已为朱元璋所深刻改造;唐宋以降君权加重的趋势加剧,而士大夫所鼓吹的绝对忠君等理念也为朱元璋所利用、强化;蒙元制度中的臣僚奴化为朱元璋所承袭,官僚工具化和服务取向加深,同时分封制、边疆管理等隐微之处也为朱元璋所改造吸收;红巾军早期制度遗产,朱元璋本人的原创元素,也都赋予了新的形式。

    所以说大明的一套体制是很独特的。

    朱八八也的确是建立制度的天才。

    洪武制度应被视作一个“多元到一元”的演变过程。

    虽然来源复杂,但洪武制度最终以开国之君创业垂统的面貌确定下来。

    朱元璋凭藉恢复中华的名义,在政权建立之初获得了相当大的合法性。

    他的政权又来自于一个完全独立、无所依傍的军事集团,不需要依靠、妥协于任何社会阶层和地域集团。

    于是,朱元璋本人的权力,得以无所顾忌地生长、扩张,他的创制因此获得了极大的自由度、裁量权和随意性。

    正所谓“帝方操威柄,学士无所参决”。

    明朝制度,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就是朱元璋制度。

    洪武制度即是“多元到一元”,有明一代,明朝人对朱元璋的崇拜和遵从,死心塌地,从未动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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