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貌和耐心，但是只听完前两分钟他就有些不耐烦。
幸好，冯见雄对节奏把握得不错，察言观色的能力也可以，他恰到好处地插叙了一段对苹果公司的法理博弈，把对方的注意力重新拉了回来。
“居然在中国，也有人针对苹果公司的IOS垄断问题展开挖掘？还找到了‘侵犯用户对硬件财产权的支配’这个法理学高度？妙啊！”
亨利.普洛夫一下子就代入了进去。
事实上，对苹果公司霸道行径的狙击，EFF基金会早就有在串联，也进行过一些反扑。
但是，都没上升到足够有力的反证高度，属于零敲碎打。
至于EFF基金会为什么会对苹果公司不依不饶，外人固然是不得而知了。这里面谷歌的人有没有下血本，又或者是基金会本身代表的知识产权绿世界利益，是否被苹果伤害了……那都无法揣测的。
不过毫无疑问，EFF基金会是不希望通过“闭环的系统”这种模式来实现反盗版的。
因为闭环系统这种做法，往大了说，或者往正面说，叫“减少了系统风险的复杂度”，但反面来说，也造成了“用户选择的不自由”。
站在基金会和律师界的角度，要拼命鼓吹的当然是“不自由”。
这句话是没问题的。
但，也是与律师界的利益相符合的。
如果，都靠“闭关锁国”解决盗版问题，那知识产权官司起码少掉一大半。
大家都不惹事了，还打什么官司？
要知道，美国的律师业产出（这里是广义的，也包括掮客和咨询公司），可是占到国家GDP总量的将近10%。
在美国，每300个人就要养一个律师。而中国是2万多人养一个律师——两国的人均律师占有率，相差了70倍。律师业的GDP占比，也相差了100多倍。
凭良心说，中国的律师确实是少了，很多利益没人去规范和维护。但美国的律师，毫无疑问是过多了，以至于这个行业开始裹挟着政治和经济，往“养贼自重”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根据很多第三方中立国家（主要是德/法/日）的社会学研究，一个国家如果可以做到大约每三五千人口里有一个律师，才是最兼顾公正/自由/效率这三项法益的模式。
律师再少的话，司法效率是高了，但是粗制滥造就多了。
律师再多的话，自由公正是容易博弈了，但司法效率过低，而且有过度诉讼、“养贼自重”的风险。
这也是为什么国内的法理学考试，总是说效率/稳定是第一性的法益诉求，公正和自由都得靠后，但美国却反过来。
说到底，当你要为一个‘两万多人才有一个律师’的体系辩护时，你就得说“秩序/效率”是最重要的，这样你的架构才有正当性。
而当你要为一个“三百人就有一个律师”的体系辩护时，当然要无所不用其极地为“自由”鼓吹——如果“自由”没那么重要、没重要到牺牲多少效率都换不来的程度，你凭什么让美国人民相信“我们每三百个人就得养一个律师”是心甘情愿的？
于是乎，本来应该在知识产权保护领域针锋相对的中美双方律师业，在对付苹果公司这个细分案件上，却出现了微妙的利益统一。
多少年了，本来都是中方追求“不能为知识产权牺牲其他法益”、而美方强调“哪怕牺牲一些其他法益，也要保护知识产权”。
现在，却成了中方立场不变、美方改弦更张为“为了物权自由，决不允许知识产权凌驾于其上”。
这样就很舒坦了。
……
冯见雄的英语水平，真的不错。
不是表现在他词汇量高，或者口语水平足够谈笑风生。
而是他对于法言法语这些术语的英语化交谈应用，已经到了炉火纯青的程度。
甚至，对于隐语、黑话都掌握得很纯熟。
谁让他有先见之明，又做足了功课呢。
一些肮脏的利益交易，也被他说得表面上道貌岸然、高风亮节，但亨利.普洛夫却完全可以听出其背后的利益逻辑。
当然，通篇没有一个“利”字，亨利.普洛夫之所以听出来，那是他自己思想肮脏。
“你提供的思路，很值得我们参考。我们会对目前策划的对苹果系列诉讼，统一梳理一遍，调整应诉策略——不过，这么做，对你……MR.冯，大家都说到这一步了，我希望知道你追求的利益所在。放心，这里没有录音。”
“瞧您说的，我哪有什么利益。我这不是为了人类的自由。”
貌和耐心，但是只听完前两分钟他就有些不耐烦。
幸好，冯见雄对节奏把握得不错，察言观色的能力也可以，他恰到好处地插叙了一段对苹果公司的法理博弈，把对方的注意力重新拉了回来。
“居然在中国，也有人针对苹果公司的IOS垄断问题展开挖掘？还找到了‘侵犯用户对硬件财产权的支配’这个法理学高度？妙啊！”
亨利.普洛夫一下子就代入了进去。
事实上，对苹果公司霸道行径的狙击，EFF基金会早就有在串联，也进行过一些反扑。
但是，都没上升到足够有力的反证高度，属于零敲碎打。
至于EFF基金会为什么会对苹果公司不依不饶，外人固然是不得而知了。这里面谷歌的人有没有下血本，又或者是基金会本身代表的知识产权绿世界利益，是否被苹果伤害了……那都无法揣测的。
不过毫无疑问，EFF基金会是不希望通过“闭环的系统”这种模式来实现反盗版的。
因为闭环系统这种做法，往大了说，或者往正面说，叫“减少了系统风险的复杂度”，但反面来说，也造成了“用户选择的不自由”。
站在基金会和律师界的角度，要拼命鼓吹的当然是“不自由”。
这句话是没问题的。
但，也是与律师界的利益相符合的。
如果，都靠“闭关锁国”解决盗版问题，那知识产权官司起码少掉一大半。
大家都不惹事了，还打什么官司？
要知道，美国的律师业产出（这里是广义的，也包括掮客和咨询公司），可是占到国家GDP总量的将近10%。
在美国，每300个人就要养一个律师。而中国是2万多人养一个律师——两国的人均律师占有率，相差了70倍。律师业的GDP占比，也相差了100多倍。
凭良心说，中国的律师确实是少了，很多利益没人去规范和维护。但美国的律师，毫无疑问是过多了，以至于这个行业开始裹挟着政治和经济，往“养贼自重”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根据很多第三方中立国家（主要是德/法/日）的社会学研究，一个国家如果可以做到大约每三五千人口里有一个律师，才是最兼顾公正/自由/效率这三项法益的模式。
律师再少的话，司法效率是高了，但是粗制滥造就多了。
律师再多的话，自由公正是容易博弈了，但司法效率过低，而且有过度诉讼、“养贼自重”的风险。
这也是为什么国内的法理学考试，总是说效率/稳定是第一性的法益诉求，公正和自由都得靠后，但美国却反过来。
说到底，当你要为一个‘两万多人才有一个律师’的体系辩护时，你就得说“秩序/效率”是最重要的，这样你的架构才有正当性。
而当你要为一个“三百人就有一个律师”的体系辩护时，当然要无所不用其极地为“自由”鼓吹——如果“自由”没那么重要、没重要到牺牲多少效率都换不来的程度，你凭什么让美国人民相信“我们每三百个人就得养一个律师”是心甘情愿的？
于是乎，本来应该在知识产权保护领域针锋相对的中美双方律师业，在对付苹果公司这个细分案件上，却出现了微妙的利益统一。
多少年了，本来都是中方追求“不能为知识产权牺牲其他法益”、而美方强调“哪怕牺牲一些其他法益，也要保护知识产权”。
现在，却成了中方立场不变、美方改弦更张为“为了物权自由，决不允许知识产权凌驾于其上”。
这样就很舒坦了。
……
冯见雄的英语水平，真的不错。
不是表现在他词汇量高，或者口语水平足够谈笑风生。
而是他对于法言法语这些术语的英语化交谈应用，已经到了炉火纯青的程度。
甚至，对于隐语、黑话都掌握得很纯熟。
谁让他有先见之明，又做足了功课呢。
一些肮脏的利益交易，也被他说得表面上道貌岸然、高风亮节，但亨利.普洛夫却完全可以听出其背后的利益逻辑。
当然，通篇没有一个“利”字，亨利.普洛夫之所以听出来，那是他自己思想肮脏。
“你提供的思路，很值得我们参考。我们会对目前策划的对苹果系列诉讼，统一梳理一遍，调整应诉策略——不过，这么做，对你……MR.冯，大家都说到这一步了，我希望知道你追求的利益所在。放心，这里没有录音。”
“瞧您说的，我哪有什么利益。我这不是为了人类的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