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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澜的布局很大，这也是啊养成的习惯，虽然计划赶不上变化，但他还是喜欢把一切都提前规划好，哪怕出现意外，只要最终的方向不会错，方向是正确的，那就一定会成功，至于他变得多疑猜忌，或许这是他自己都没有想到的事情。
说实在的，他也不想，可是当警察遇到欺上瞒下的事情时，你不得不去怀疑每一个人每一句话的真实目的到底是什么，索性他把这些事情都交给了内阁，让他们去处理，在他们的互相牵制下，情况也许会变得好一些。
至于说很多人走着走着与他越走越远，或许刘澜从一开始就已经想到了，数千年封建的统治，不就是一直循环往替，不断重复着以往发生的一切，新生的帝国摧毁了旧有的王朝，新的氏族也就取代了旧有的氏族，然后几百年再被推翻，而他现在不就做着同样的事情吗？
在这个时代，不管你怎么绕，都不可能绕开宗族，这是几百年来发展出来的模式，就算你现在挥舞大刀，也不可能根除，因为就算现在砍掉，将来还会出现，而土地兼并也会随着人口的激增再次发生，千百年来无不如是。
刘澜对历史上的几次改革还是相当了解的，商鞅灭了族，王安石差点就上了贰臣传，人未死政已息，至于张居正和商鞅的情形也差不多等于灭门了，而最后的雍正摊丁入亩可以说是真正意义上的成功，但看看这些改革者的身份，说明了一点，那就是当最高意志支持变法改革时，他们会很成功，就算是实力庞大的氏族们也不会贸然与之对抗，因为这个时候没有人当真会拿自己和家族的安危做冒险的事情，但是一旦最高意志出现动摇，那么士大夫们会第一个站出来摇旗呐喊，因为不管什么样的改革，说白了都是在打击既得利益者，也就是说变革对于庙堂之上的所有人都不利，而对百姓有利，但百姓并没有掌握话语权，仅此而已。
而刘澜的新政能够成功，并不是他的新政到底有多么好，受到多少人拥护，只是因为变革是在他的最高意志之下进行，所以国渊虽然被各种诋毁抱怨，但是世家们却不会来自己耳边嚼舌，因为这样的人都已经被他赶走罢官了。
他当然知道这些人只不过是一枚试探自己的棋子罢了，他们身后的真正重量人物肯定不会贸然出现，但就算出现了，刘澜废除人头税的决议是不会发生任何改变的。这一道新政最大的改变就是彻底解放了自耕农。几千年来自耕农是每个时期最主要的税源，可以说他们是最受剥削的阶级，而现在则不同了，田亩的税源不再向田亩只要一百亩一下是无须纳税的。
这个刘澜是分别要求国渊、内卫等心腹做出过调查的，沛县西郊蔡二叔家，有十余口人，一百二十三亩地，男子耕作，女子家务，无游手好闲，亦无养奴蓄婢，一家衣食无忧，应酬宾客更是时常之事，而就国渊所言蔡二叔一家，并无经商做工，由此可见在这个时代一百多亩地就足以让十余口人家过上富足的日子，所以刘澜定百亩以上田产按地纳税是完全从中农、富农和地主手中纳税，而贫农则有了积攒家业的可能，如果他们一心务农，那么几年时间是完全可以过上如蔡二叔一家的生活。
对于这样的调研还有许多，内卫就有这么一例，因为实在是传，在看到他的事迹之后，刘澜还专程前往他的住宅进行拜访，而当时内卫给出的消息其实是非常简单的，说他有百余亩良田，不过这人呢却非常有心计，尤其是在治理家业上更是非常有心得，而他这一百亩良田自己根本就没有亲手种过，都是租种，但他却非常的节俭，所以每年都会有盈余，而他就靠着这些盈余，用了不到二十年的时间，不仅在徐州城内购置了房产，他的田产更是从百亩变成了千亩，由自耕农变成了大地主。
所以刘澜正是从这几点定税，当然这也是有水分的，毕竟这类节俭和境遇心计者并不多，但是只要为人正派，不赌不嫖，那么百亩良田足够让一家人过上衣食无忧的生活，别说是吃肉了，就是顿顿山珍海味也绰绰有余。
刘澜当然知道自己这样做得罪的是那些几千亩几万顷田产的大氏族大地主，按地纳税，如果是按人纳税，倒霉的就是那些自耕农，可是现在按地纳税了，那么他们就是纳税的大头，你要说他们心里没怨气那是不可能的，不想着取缔新政更是不可能，如果刘澜不是当时徐州以及现在秣陵的时机掌控者，而是换做国渊主持新政，那么他落得一个商鞅甚至是王安石的境遇是完全有这个可能的。
但因为是他在打理倡导，所以他靠着自己的威信将这些反对的声音全都压了下来，有人觉得多年前徐州不间隔的战争将国帑消耗一空，可是刘澜也仔细考虑过，如果没有这样的外部压力，可能也不会把内部压力成功转移出去，所以三次徐州之战看起来让刘澜把银钱消耗一空，但却成功转移了内部矛盾，要不然改革也不会如此顺利。
因祸得福？而眼下到了丹阳，内部本来就矛盾重重，但是因为失去了徐州，所以徐州来的氏族则彻底失去了原先的怨言，相反更加追随刘澜，而丹阳的氏族，本来就有一多半是被刘澜所打压的，所以改革反而要比徐州更顺利，因为徐州氏族是抱成一团的，而丹阳的氏族却因为孙策、刘繇以及刘澜与步骘联姻分成了三大势力，所以刘澜在改革的时候完全就没那么多的顾虑，也不怕他们敢站出来反对，甚至还有点期待，本来胆子肥的该反已经反了，剩下的那些都隐藏了下来，没有证据刘澜那他们也没办法，可这个时候因为改革而强出头，正好把他们定位孙策叛党，对江东的氏族，刘澜的态度还是非常明确的，能拉拢的拉拢，不能拉拢的一概杀无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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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实在的，他也不想，可是当警察遇到欺上瞒下的事情时，你不得不去怀疑每一个人每一句话的真实目的到底是什么，索性他把这些事情都交给了内阁，让他们去处理，在他们的互相牵制下，情况也许会变得好一些。
至于说很多人走着走着与他越走越远，或许刘澜从一开始就已经想到了，数千年封建的统治，不就是一直循环往替，不断重复着以往发生的一切，新生的帝国摧毁了旧有的王朝，新的氏族也就取代了旧有的氏族，然后几百年再被推翻，而他现在不就做着同样的事情吗？
在这个时代，不管你怎么绕，都不可能绕开宗族，这是几百年来发展出来的模式，就算你现在挥舞大刀，也不可能根除，因为就算现在砍掉，将来还会出现，而土地兼并也会随着人口的激增再次发生，千百年来无不如是。
刘澜对历史上的几次改革还是相当了解的，商鞅灭了族，王安石差点就上了贰臣传，人未死政已息，至于张居正和商鞅的情形也差不多等于灭门了，而最后的雍正摊丁入亩可以说是真正意义上的成功，但看看这些改革者的身份，说明了一点，那就是当最高意志支持变法改革时，他们会很成功，就算是实力庞大的氏族们也不会贸然与之对抗，因为这个时候没有人当真会拿自己和家族的安危做冒险的事情，但是一旦最高意志出现动摇，那么士大夫们会第一个站出来摇旗呐喊，因为不管什么样的改革，说白了都是在打击既得利益者，也就是说变革对于庙堂之上的所有人都不利，而对百姓有利，但百姓并没有掌握话语权，仅此而已。
而刘澜的新政能够成功，并不是他的新政到底有多么好，受到多少人拥护，只是因为变革是在他的最高意志之下进行，所以国渊虽然被各种诋毁抱怨，但是世家们却不会来自己耳边嚼舌，因为这样的人都已经被他赶走罢官了。
他当然知道这些人只不过是一枚试探自己的棋子罢了，他们身后的真正重量人物肯定不会贸然出现，但就算出现了，刘澜废除人头税的决议是不会发生任何改变的。这一道新政最大的改变就是彻底解放了自耕农。几千年来自耕农是每个时期最主要的税源，可以说他们是最受剥削的阶级，而现在则不同了，田亩的税源不再向田亩只要一百亩一下是无须纳税的。
这个刘澜是分别要求国渊、内卫等心腹做出过调查的，沛县西郊蔡二叔家，有十余口人，一百二十三亩地，男子耕作，女子家务，无游手好闲，亦无养奴蓄婢，一家衣食无忧，应酬宾客更是时常之事，而就国渊所言蔡二叔一家，并无经商做工，由此可见在这个时代一百多亩地就足以让十余口人家过上富足的日子，所以刘澜定百亩以上田产按地纳税是完全从中农、富农和地主手中纳税，而贫农则有了积攒家业的可能，如果他们一心务农，那么几年时间是完全可以过上如蔡二叔一家的生活。
对于这样的调研还有许多，内卫就有这么一例，因为实在是传，在看到他的事迹之后，刘澜还专程前往他的住宅进行拜访，而当时内卫给出的消息其实是非常简单的，说他有百余亩良田，不过这人呢却非常有心计，尤其是在治理家业上更是非常有心得，而他这一百亩良田自己根本就没有亲手种过，都是租种，但他却非常的节俭，所以每年都会有盈余，而他就靠着这些盈余，用了不到二十年的时间，不仅在徐州城内购置了房产，他的田产更是从百亩变成了千亩，由自耕农变成了大地主。
所以刘澜正是从这几点定税，当然这也是有水分的，毕竟这类节俭和境遇心计者并不多，但是只要为人正派，不赌不嫖，那么百亩良田足够让一家人过上衣食无忧的生活，别说是吃肉了，就是顿顿山珍海味也绰绰有余。
刘澜当然知道自己这样做得罪的是那些几千亩几万顷田产的大氏族大地主，按地纳税，如果是按人纳税，倒霉的就是那些自耕农，可是现在按地纳税了，那么他们就是纳税的大头，你要说他们心里没怨气那是不可能的，不想着取缔新政更是不可能，如果刘澜不是当时徐州以及现在秣陵的时机掌控者，而是换做国渊主持新政，那么他落得一个商鞅甚至是王安石的境遇是完全有这个可能的。
但因为是他在打理倡导，所以他靠着自己的威信将这些反对的声音全都压了下来，有人觉得多年前徐州不间隔的战争将国帑消耗一空，可是刘澜也仔细考虑过，如果没有这样的外部压力，可能也不会把内部压力成功转移出去，所以三次徐州之战看起来让刘澜把银钱消耗一空，但却成功转移了内部矛盾，要不然改革也不会如此顺利。
因祸得福？而眼下到了丹阳，内部本来就矛盾重重，但是因为失去了徐州，所以徐州来的氏族则彻底失去了原先的怨言，相反更加追随刘澜，而丹阳的氏族，本来就有一多半是被刘澜所打压的，所以改革反而要比徐州更顺利，因为徐州氏族是抱成一团的，而丹阳的氏族却因为孙策、刘繇以及刘澜与步骘联姻分成了三大势力，所以刘澜在改革的时候完全就没那么多的顾虑，也不怕他们敢站出来反对，甚至还有点期待，本来胆子肥的该反已经反了，剩下的那些都隐藏了下来，没有证据刘澜那他们也没办法，可这个时候因为改革而强出头，正好把他们定位孙策叛党，对江东的氏族，刘澜的态度还是非常明确的，能拉拢的拉拢，不能拉拢的一概杀无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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