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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短短几个月时间小城就死了六个人,而且是同一人下手,且手段极为残忍,这次连环杀人案终于引起了领导的重视,安排了市局一位有多年经验的老刑侦来调查。

    据D主任回忆,这位老刑侦年过五旬,在当时很有名气,她在参加工作之后多次听说其大名和事迹,不过时间过去太久,已经忘记他的全名了,只记得他姓龚,下文就称他为龚老吧。

    龚老带着警员小马来到小城,了解清楚案情之后,花费了一整天的时间进行走访调查,果然发现了老夫妻俩和老古之间有可能存在的恩怨关系!

    于是他马上做了一个决定:立即想办法通知老夫妻俩的儿子志军(化名),让他以最快速度赶回小城协助调查。

    朋友们或许会问了,父母被杀为什么不第一时间通知志军?因为他在离家数百公里之外某个偏远农村“上山下乡”。

    “上山下乡”是那个年代的特色产物,上世纪六十年代后期,毛泽东下达了“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指示,“上山下乡”运动大规模展开。

    当年在校的初中和高中生(1966、1967、1968年三届学生,后来被称为“老三届”),几乎全部前往农村。

    文革中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总人数达到1600多万,十分之一的城市人口来到了乡村,这是人类现代历史上罕见的从城市到乡村的人口大迁移。

    当时全国城市居民家庭中,几乎没有一家不和“知青”下乡联系在一起

    有一部分青年是“满腔热血”地投入到这场运动中,所谓“满怀豪情下农村”,“紧跟统帅毛主席,广阔天地炼忠心”,但更多城市青年是被迫迁往农村的。

    志军就是被强迫离家迁往偏远农村“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之一。

    随着时间的推移,“上山下乡”的弊端很快暴露出来,与在城市的生活相比较,知青们普遍感觉在偏远农村生活很艰苦,不仅无法继续接受正常的知识教育,文化生活也几乎没有,与当地农民的关系也远非新闻报道中那样的融洽。

    有的知青开始怀疑上山下乡的正确性,觉得自己充当了一种错误决策的试验品和牺牲品,纷纷提出“落实政策”的要求(意思就是返城)。

    但“上山下乡”的政策才执行一两年,如果此时同意知情返城不是违背了最高领导人的指示吗?领导们当然不会同意。

    于是全国各地普遍出现大规模的抗争,知青们通过请愿、罢工、示威、甚至绝食等方式的抗争强烈要求回城。

    (最著名的抗争发生在西双版纳,不过那已经是70年代后期的事情了,我所讲述的这个案件已经水落石出。

    抗争持续了整整十余年,朋友们可想而知当时知青们的怨念有多深,这些城市青年经过在农村的艰苦生活后,意识到自己被人所欺骗利用,至此彻底放弃了曾经坚信不疑的理想,我国改革开放后的道德失序可以在此找到部分根源。)

    虽然“停止上山下乡运动并妥善安置知青的回城和就业问题”的决策下达的时间是1978年,但考虑到各地民怨沸腾,实际上“上山下乡”运动实施不久之后就开始允许知识青年以招工、考试、病退、顶职、独生子女、身边无人、工农兵学员等各种各样名目繁多的名义逐步返回城市。

    不过这种“指标”极为稀少,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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