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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准备告诉你三个故事，它们都是关于工作与钱的故事。
第一个故事是我听回来的：
有两口子，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开始创业，做火腿肠生意。当时民营企业刚刚起步，全中国做火腿肠的没有几个，火腿肠的销售主要是靠渠道。两口子奋斗好几年，从当地政府手里以5万一亩的价格，用150万买了30亩地，盖起来第一个厂子，过了几年，厂子的效益还好，于是他们花了3万买了第二片地60亩。
90年代初，他们的厂子做得最好。他们的产品占据了河北、内蒙等三个省市的市场，纯利做到过10万。因为经营得这么好，男主人还当选过当地人大代表。后来火腿肠竞争进入品牌竞争的时候，他们没有这方面的概念，所以就被双汇这样的牌子打了下去，工厂开始减产、裁员，每况愈下，每年纯利也就几百万了。
正在为这个发愁的时候，传来一个好消息！当地政府要拆迁，要收回这30亩地，给他们30万，这对于两口子是个大福音：有了这笔钱，他们可以好好经营他们另一个厂子，打个漂亮的翻身仗了！就在这两口子拿着钱想着如何把生意做好的时候，又接到通知，那片地也别干了，再给你们60万！
两口子奋斗30年，突然面对这样一个局面：手里面突然有了1个亿，而厂子没有了。命运夺走了他们本来做得艰难的工作，然后塞给他们1个亿。你觉得这是坏事还是好事？
这两位拼杀多年的创业家们在1个亿面前，关于工作的价值观彻底崩溃：我们干这么多年，都比不过两次拆迁，那么我们这么多年奋斗到底为了什么？我们又用什么方式来教育我们的孩子呢？
这是第一个故事。
第二个故事是关于我的一个同学：
我们在深圳的一个国际培训师班里相遇。她是典型的四川女子，黑黑小小的，看上去很不起眼。她上课时喜欢坐在最后一排，有一点腼腆，安静地听讲。我则是一个迟到大王，所以总坐最后一排。几天后我们熟悉了，我知道她叫做晓，我吃惊地发现她是个身价过亿的女老板，更加好玩的是，她告诉我，她是佛教入世弟子，现在还在运营一个佛教的公益站。这太好玩了。
晓说一开始来深圳，夫妻两个人什么都没有，住在一家招待所的天台的铁皮屋里面。他们开始努力赚钱，而且钱来得也很顺利。“车子从桑塔纳换成了丰田，又从丰田换成了凌志。”她说，“但是我们心里没有什么感觉，就好像你说的一样，总是感觉心里空荡荡的。”
后来晓信佛了，开始有意识地布施。“也不知道为什么要给，就是觉得我不缺钱，就给人家一点。”有一天她在报纸上看到妇幼保健院的一个孩子得了心血管疾病，急需钱用。当时没有什么特别想法，只是希望去行行善，于是拿着5元钱就去了。在病房她见到了孩子的姥姥，把5元往人家手里一塞就要走。但是这个时候，孩子的姥姥“扑通”一下给她跪下了。
晓非常震惊，这一跪，让晓第一次知道了自己这5元钱的分量——5元对她来说，也许只是一件随手买回的衣服，但是对于一个病人，那是一条命的希望。
她瞬间想到了自己的钱，她知道了那能够用来干什么。那些原本只有钱味的财富，突然间散发着一种神圣的光辉，那些为财富奋斗的苦难的日子也突然有了更美好的意义……
她一边哭一边从包里拿出所有的钱，全部塞到老人家手中。从那天开始，晓开始攒钱、信佛、救人，她终于找到自己财富的价值。她开始做一个站，宣传她的理念，帮助更多人。
最后一个故事来自台湾的黄素菲老师的课。在她的课上，她讲过一个台湾的士司机的故事：
我在辅仁机场看到了一辆黄色的的士车，车的后面玻璃上写了一行字：“Ian speak English”我觉得很有趣，于是走过去和司机攀谈：“喂，师傅你会说英语啊？”司机大哥转过头对我说：“Speak English to me，Please”我彻底被这个认真的司机吸引了。“Ok”我笑着上了他的车，开始用英语交谈起来。
在和师傅的谈话中，我知道了他学习英语一开始只是为了和儿子赌气。儿子说你光让我背单词你自己是不是会背？他一生气，就把儿子这本英语背完了，而且背完了他觉得还挺有趣，他开始系统地学习英语。几年下来，他已经可以顺利地用英语交流了，他车上的外国人也慢慢多起来，他的收入明显上升了。
随着老外越来越多，通过越来越深入地沟通，他发现老外来台湾很关注一些话题，比如说民进党和国民党到底怎么样了，他觉得自己了解得不够深入。于是在自己出租车里面买了《凤凰周刊》、《三联周刊》，来和老外讲。他说我就是中国台湾的一个代言人，怎么能不懂政治呢？
每当有老外好地问，你怎么懂得这么多？他就很淡定地回答，我们中国司机都这样，我是最烂的一个！
黄老师在讲完这个故事以后说：你们一定要记得，有一些人不用社会意义的成功，也能很好地走完职业的所有阶段，在普通的职位上面活出自己生命的意义。
钱会让你幸福，钱也会让你失落。但是记得，工作不是用钱来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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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准备告诉你三个故事，它们都是关于工作与钱的故事。
第一个故事是我听回来的：
有两口子，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开始创业，做火腿肠生意。当时民营企业刚刚起步，全中国做火腿肠的没有几个，火腿肠的销售主要是靠渠道。两口子奋斗好几年，从当地政府手里以5万一亩的价格，用150万买了30亩地，盖起来第一个厂子，过了几年，厂子的效益还好，于是他们花了3万买了第二片地60亩。
90年代初，他们的厂子做得最好。他们的产品占据了河北、内蒙等三个省市的市场，纯利做到过10万。因为经营得这么好，男主人还当选过当地人大代表。后来火腿肠竞争进入品牌竞争的时候，他们没有这方面的概念，所以就被双汇这样的牌子打了下去，工厂开始减产、裁员，每况愈下，每年纯利也就几百万了。
正在为这个发愁的时候，传来一个好消息！当地政府要拆迁，要收回这30亩地，给他们30万，这对于两口子是个大福音：有了这笔钱，他们可以好好经营他们另一个厂子，打个漂亮的翻身仗了！就在这两口子拿着钱想着如何把生意做好的时候，又接到通知，那片地也别干了，再给你们60万！
两口子奋斗30年，突然面对这样一个局面：手里面突然有了1个亿，而厂子没有了。命运夺走了他们本来做得艰难的工作，然后塞给他们1个亿。你觉得这是坏事还是好事？
这两位拼杀多年的创业家们在1个亿面前，关于工作的价值观彻底崩溃：我们干这么多年，都比不过两次拆迁，那么我们这么多年奋斗到底为了什么？我们又用什么方式来教育我们的孩子呢？
这是第一个故事。
第二个故事是关于我的一个同学：
我们在深圳的一个国际培训师班里相遇。她是典型的四川女子，黑黑小小的，看上去很不起眼。她上课时喜欢坐在最后一排，有一点腼腆，安静地听讲。我则是一个迟到大王，所以总坐最后一排。几天后我们熟悉了，我知道她叫做晓，我吃惊地发现她是个身价过亿的女老板，更加好玩的是，她告诉我，她是佛教入世弟子，现在还在运营一个佛教的公益站。这太好玩了。
晓说一开始来深圳，夫妻两个人什么都没有，住在一家招待所的天台的铁皮屋里面。他们开始努力赚钱，而且钱来得也很顺利。“车子从桑塔纳换成了丰田，又从丰田换成了凌志。”她说，“但是我们心里没有什么感觉，就好像你说的一样，总是感觉心里空荡荡的。”
后来晓信佛了，开始有意识地布施。“也不知道为什么要给，就是觉得我不缺钱，就给人家一点。”有一天她在报纸上看到妇幼保健院的一个孩子得了心血管疾病，急需钱用。当时没有什么特别想法，只是希望去行行善，于是拿着5元钱就去了。在病房她见到了孩子的姥姥，把5元往人家手里一塞就要走。但是这个时候，孩子的姥姥“扑通”一下给她跪下了。
晓非常震惊，这一跪，让晓第一次知道了自己这5元钱的分量——5元对她来说，也许只是一件随手买回的衣服，但是对于一个病人，那是一条命的希望。
她瞬间想到了自己的钱，她知道了那能够用来干什么。那些原本只有钱味的财富，突然间散发着一种神圣的光辉，那些为财富奋斗的苦难的日子也突然有了更美好的意义……
她一边哭一边从包里拿出所有的钱，全部塞到老人家手中。从那天开始，晓开始攒钱、信佛、救人，她终于找到自己财富的价值。她开始做一个站，宣传她的理念，帮助更多人。
最后一个故事来自台湾的黄素菲老师的课。在她的课上，她讲过一个台湾的士司机的故事：
我在辅仁机场看到了一辆黄色的的士车，车的后面玻璃上写了一行字：“Ian speak English”我觉得很有趣，于是走过去和司机攀谈：“喂，师傅你会说英语啊？”司机大哥转过头对我说：“Speak English to me，Please”我彻底被这个认真的司机吸引了。“Ok”我笑着上了他的车，开始用英语交谈起来。
在和师傅的谈话中，我知道了他学习英语一开始只是为了和儿子赌气。儿子说你光让我背单词你自己是不是会背？他一生气，就把儿子这本英语背完了，而且背完了他觉得还挺有趣，他开始系统地学习英语。几年下来，他已经可以顺利地用英语交流了，他车上的外国人也慢慢多起来，他的收入明显上升了。
随着老外越来越多，通过越来越深入地沟通，他发现老外来台湾很关注一些话题，比如说民进党和国民党到底怎么样了，他觉得自己了解得不够深入。于是在自己出租车里面买了《凤凰周刊》、《三联周刊》，来和老外讲。他说我就是中国台湾的一个代言人，怎么能不懂政治呢？
每当有老外好地问，你怎么懂得这么多？他就很淡定地回答，我们中国司机都这样，我是最烂的一个！
黄老师在讲完这个故事以后说：你们一定要记得，有一些人不用社会意义的成功，也能很好地走完职业的所有阶段，在普通的职位上面活出自己生命的意义。
钱会让你幸福，钱也会让你失落。但是记得，工作不是用钱来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