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循循善诱的副政委救了我一命
到达贵州后，二野军大五分校改名为西南军政大学贵州分校，校长仍是贵州军区司令员兼五兵团司令员杨勇，校址设在修文县。
我时候读过一篇古文，说的就是修文。说那里是个“瘴疠之地”，山中会生出一种神秘的瘴气，氤氲弥漫，毒性极大，能使人大批地发瘟c死亡，说得非常可怕。我们学校的校址居然就选在那里！但我又想，那是古代，现在医学发达了，可能有了对付的办法。我心里很好奇，很想去看看古人为之色变的“瘴疠之地”。
我和一些三千里进军途中入军大的学员们一起列队同行，背着背包步行去修文。进驻贵阳后，休整了一段时间，把人给歇懒了，行军时觉得很累。看来人还是要经常锻炼，就像机器似的，长期不转动就会生锈。
军大校址设在一座山上，房子不少，依山而建，每去一幢房子就要登若干级石阶。建这样一群房子前人是要花费很大气力的。我注意地观察了一番修文的群众，体验了一下修文的空气，觉得和贵州其他地方也没什么两样，反倒是山川秀丽，景色宜人，还保留了一些名胜古迹。
向贵州籍的同志打听，他们说，古人所谓的“瘴气”，其实就是疟疾；现在有了特效药，已不是致人死命的瘟疫了。
新组建的中队里，人不多，中队长c副中队长c指导员c通信员，就组成了中队部；外加三个区队长，一个炊事班，一个学员兼职的文书和几个进军途中入军大的学员。大家就打扫屋里屋外，安排吃住，等着新学员到来。
中队长姓齐，年纪已经不轻了，看样子有40来岁，一口浓重c刚硬的鲁西南口音，来军大前是野战部队的营长。副中队长姓袁，细高条，0来岁，像个给地主扛活的长工，一脸苦大仇深的样子；但性格活跃，爱说爱笑，听说立过大功，是员猛将，来军大前是副营长，也是山东人。指导员姓季，个子矮，又瘦，似乎0岁不到，说带点南方口音的普通话，有文化，有理论水平，口才很好，来军大前是营教导员。通信员，十七八岁，山东老区的翻身农民，脾气硬，话不多，整天“虎”着个脸。有时中队领导派他到班里去叫人，他来到班里，亮一嗓子：“，到队部去。”说罢，转身就走，再不多说一句话。
大概是因为我经过三千里行军的考验，算是个半老不新的学员，就叫我当副班长。15岁就当副班长了，我心里乐滋滋的，决心好好干。
新学员陆续前来报到，绝大多数是贵州籍的知识青年。这次没按文化程度分队。新学员中，高c初z文化居多，也有些高中生和少数大学生。年纪大点的有0多岁，看样子像在社会上干过几年。我便以副班长的身份，学着老学员的样子，热情地关怀新学员，给他们安排吃住，向他们介绍情况，一副老大哥的样子，惹得新学员们用奇异的眼光看我。那时候我自己不觉得，现在想想，人家一定是在心里嘀咕：哪来的屁孩子？在我们面前“老三老四”的！
我的感觉是，这些贵州籍的知识青年很不错。贵州地处边远山区，其知识青年的眼界却比较开阔，国内外大事知道得不少，性格也开朗c幽默，富有进取心，很愿意向外发展。我想，这可能与贵州的贫穷有关，知识青年不愿老守在贫瘠的家乡，都想着闯出去，闯出一条有点出息的人生之路来。而我们江西人在那个年代，有些人就安于现状。江西地广人稀，即使广种薄收也够吃够穿。那时江西流行着这样的民谚：“红米饭，木炭火，神仙不如我。”“七十二行作田好，朝见父母晚见妻。”有些知识分子在中学或师范毕业后，就在家乡当个学教师，半耕半教，不大愿意离乡背井。
在后来的七十年代，我曾经碰到一个江西人不愿背井离乡的典型。那天，我的办公室里来了一位中年人，文文静静的，像是一个知识分子。他是来找我的同事的，同事刚好出去了，我就请他坐，给他倒了一杯茶，让他稍等一会儿。在等人的时候，我和他闲扯起来。当扯到南方c北方的天气时，他说了一句：“我也曾在北方待过几个月，过不惯。”
“在哪里？”
“在哈尔滨。”
“我也在哈尔滨待过两年。你在哈尔滨干什么？”
“上学，在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上学。”
“哇，那可是一所了不起的大学！许多元帅c将军的儿子都挤进那所学校念书。你怎么进去的？”
“考进去的？”
“怎么又回来了？”这时我已经知道他的身份，他是江西一所公社中学的校长。
“退学回来了。”
“为什么退学？”我大惑不解。
“在北方过不惯，高粱米吃不惯，天气太冷，又照顾不了家里，就退学回来了。”
我深感惋惜：“唉，你要是不回来，现在是解放军里的高级科技军官了！”
他笑笑，似乎并不感到可惜。唉，真是“人各有志”啊！
不过话又要说回来，改革开放后，我们江西人的观念改变了，许多青年人出省求学c打工c工作，也面向全国c胸怀世界了。
贵州人还很喜欢当兵，当国民党兵的人不少，现在要求当解放军的更多。这可能与贵州穷，“当兵吃粮”，有饭吃c有衣穿有关。后来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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循循善诱的副政委救了我一命
到达贵州后，二野军大五分校改名为西南军政大学贵州分校，校长仍是贵州军区司令员兼五兵团司令员杨勇，校址设在修文县。
我时候读过一篇古文，说的就是修文。说那里是个“瘴疠之地”，山中会生出一种神秘的瘴气，氤氲弥漫，毒性极大，能使人大批地发瘟c死亡，说得非常可怕。我们学校的校址居然就选在那里！但我又想，那是古代，现在医学发达了，可能有了对付的办法。我心里很好奇，很想去看看古人为之色变的“瘴疠之地”。
我和一些三千里进军途中入军大的学员们一起列队同行，背着背包步行去修文。进驻贵阳后，休整了一段时间，把人给歇懒了，行军时觉得很累。看来人还是要经常锻炼，就像机器似的，长期不转动就会生锈。
军大校址设在一座山上，房子不少，依山而建，每去一幢房子就要登若干级石阶。建这样一群房子前人是要花费很大气力的。我注意地观察了一番修文的群众，体验了一下修文的空气，觉得和贵州其他地方也没什么两样，反倒是山川秀丽，景色宜人，还保留了一些名胜古迹。
向贵州籍的同志打听，他们说，古人所谓的“瘴气”，其实就是疟疾；现在有了特效药，已不是致人死命的瘟疫了。
新组建的中队里，人不多，中队长c副中队长c指导员c通信员，就组成了中队部；外加三个区队长，一个炊事班，一个学员兼职的文书和几个进军途中入军大的学员。大家就打扫屋里屋外，安排吃住，等着新学员到来。
中队长姓齐，年纪已经不轻了，看样子有40来岁，一口浓重c刚硬的鲁西南口音，来军大前是野战部队的营长。副中队长姓袁，细高条，0来岁，像个给地主扛活的长工，一脸苦大仇深的样子；但性格活跃，爱说爱笑，听说立过大功，是员猛将，来军大前是副营长，也是山东人。指导员姓季，个子矮，又瘦，似乎0岁不到，说带点南方口音的普通话，有文化，有理论水平，口才很好，来军大前是营教导员。通信员，十七八岁，山东老区的翻身农民，脾气硬，话不多，整天“虎”着个脸。有时中队领导派他到班里去叫人，他来到班里，亮一嗓子：“，到队部去。”说罢，转身就走，再不多说一句话。
大概是因为我经过三千里行军的考验，算是个半老不新的学员，就叫我当副班长。15岁就当副班长了，我心里乐滋滋的，决心好好干。
新学员陆续前来报到，绝大多数是贵州籍的知识青年。这次没按文化程度分队。新学员中，高c初z文化居多，也有些高中生和少数大学生。年纪大点的有0多岁，看样子像在社会上干过几年。我便以副班长的身份，学着老学员的样子，热情地关怀新学员，给他们安排吃住，向他们介绍情况，一副老大哥的样子，惹得新学员们用奇异的眼光看我。那时候我自己不觉得，现在想想，人家一定是在心里嘀咕：哪来的屁孩子？在我们面前“老三老四”的！
我的感觉是，这些贵州籍的知识青年很不错。贵州地处边远山区，其知识青年的眼界却比较开阔，国内外大事知道得不少，性格也开朗c幽默，富有进取心，很愿意向外发展。我想，这可能与贵州的贫穷有关，知识青年不愿老守在贫瘠的家乡，都想着闯出去，闯出一条有点出息的人生之路来。而我们江西人在那个年代，有些人就安于现状。江西地广人稀，即使广种薄收也够吃够穿。那时江西流行着这样的民谚：“红米饭，木炭火，神仙不如我。”“七十二行作田好，朝见父母晚见妻。”有些知识分子在中学或师范毕业后，就在家乡当个学教师，半耕半教，不大愿意离乡背井。
在后来的七十年代，我曾经碰到一个江西人不愿背井离乡的典型。那天，我的办公室里来了一位中年人，文文静静的，像是一个知识分子。他是来找我的同事的，同事刚好出去了，我就请他坐，给他倒了一杯茶，让他稍等一会儿。在等人的时候，我和他闲扯起来。当扯到南方c北方的天气时，他说了一句：“我也曾在北方待过几个月，过不惯。”
“在哪里？”
“在哈尔滨。”
“我也在哈尔滨待过两年。你在哈尔滨干什么？”
“上学，在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上学。”
“哇，那可是一所了不起的大学！许多元帅c将军的儿子都挤进那所学校念书。你怎么进去的？”
“考进去的？”
“怎么又回来了？”这时我已经知道他的身份，他是江西一所公社中学的校长。
“退学回来了。”
“为什么退学？”我大惑不解。
“在北方过不惯，高粱米吃不惯，天气太冷，又照顾不了家里，就退学回来了。”
我深感惋惜：“唉，你要是不回来，现在是解放军里的高级科技军官了！”
他笑笑，似乎并不感到可惜。唉，真是“人各有志”啊！
不过话又要说回来，改革开放后，我们江西人的观念改变了，许多青年人出省求学c打工c工作，也面向全国c胸怀世界了。
贵州人还很喜欢当兵，当国民党兵的人不少，现在要求当解放军的更多。这可能与贵州穷，“当兵吃粮”，有饭吃c有衣穿有关。后来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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