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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机要股工作后，和首长们的接触就多起来了：
部队的首长编着号叫，从一号编到八号：
一号（胡华居），分区司令员兼师长又兼政委，四川人，红四方面军的老红军，人很瘦，个子中等，说一口四川方言。平时话不多，举止平静沉稳。他每天晚饭后要打一场篮球，球艺一般，默默地打球，打完就默默地提着衣服退场。那个风度举止，像个老知识分子。他起草的电报稿，语句通顺简洁，字写得不算好，但写得清楚，易于辨认。估计他原有的文化程度不高，是后来自学的。有一次，他作大报告，说到麦克阿瑟企图在圣诞节之前结束朝鲜战争时，左一个“圣延节”，右一个“圣延节”全场数百名干部默默地听着，没人有一点反应。那时大家的心态：首长大都是穷苦出身，所以文化不高。经过长期战争的考验，他们的实际工作能力很强，念几个错别字不足为奇，没人把它当回事。后来的年轻人心态就不同了。我听南京大学的一个毕业生说，他们南京大学成立革委会时，南京军区一位首长到大会祝贺，讲话时照讲稿念，开头第一句就是：“我代表江苏省革命委员会和南京军区热烈祝贺南京大学革命委员会延生了！”全场哄然大笑！站在台角的秘书赶快走过去，对他轻声地说：“是诞生，不是延生。”不幸这一轻声耳语通过扩音器播向了全场。不料首长当即大声呵斥秘书：“什么‘诞生’c‘延生’的，不都是一样嘛！”把全场笑得一塌糊涂！
事实上一号的工作能力确实是很强的，听说他最大的特点，一个是“稳”，一个是“沉着”。兵团首长很器重他，让他掌管分区的全局。听司令部的老同志说，当年战斗激烈时，他守在指挥部里用电话指挥战斗，几天几夜不合眼，喉咙都喊哑了。战斗一结束，他一倒下去就睡着了，能睡几十个时不醒。他那时大概三十六七岁，爱人很年轻，19岁，是个漂亮的山东农村姑娘。他后来继续得到重用，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职务干到大军区的副政委。
二号（曾宪辉），二号本应是政委，但政委被一号兼了，就把二号这个称呼给了第二司令员曾宪辉。曾司令员是江西老红军，那时候40岁的样子，说一口地道的赣南话。字写得漂亮，爱用毛笔起草电报稿。可能时候读过私塾，练过毛笔字。他为人忠厚老实，工作勤勤恳恳，资格很老，听说抗战时期就是师级干部了，多少年没得提拔，他仍然努力工作，尊重年轻的领导。他的举止风度象个私塾老先生，慈祥，随和，待人亲切。六十年代时，我曾在中央大报上看见过赞扬他的文章：他那时担任省检察长，被评为模范党员。后来又担任了省人大副主任。
三号（张绍武），副司令员，老红军，四川人，就是那位想玩麻将被我们几个兵“刮胡子”的人，一个非常老实的人。他很能做群众工作，语言生动活泼，深受群众欢迎。资格也很老，抗战时期就是团长。不久他就升调到云南担任分区司令员去了。1955年被授予大校军衔。
四号（段思英），副政委，陕西人，陕北红军。那时他还年轻，只有0挂零，是个年轻的老革命。他很爱看书学习，平时不苟言笑，谈话言简意赅，工作作风周密而细致。他的感情轻易不外露，但被我看到过一次：那天，我在他的房间里翻书，他在一旁把音量调得很地听收音机。忽然，他惊叫一声：“哎呀，弼时同志逝世了！”这天，他一直不大高兴，一天都闷闷不乐。可能他和任弼时同志在历史上有过亲密的工作关系。好奇的我很想打探一下，可是看着他那皱着眉头的样子，我没敢问。他是1961年晋升的少将，后来担任了大军区的副政委。
五号，参谋长，暂缺。
六号，副参谋长，山西人，有很高的文化（不清楚是大学还是高中），司令部大大的事情都是由他统管的。他和我们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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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机要股工作后，和首长们的接触就多起来了：
部队的首长编着号叫，从一号编到八号：
一号（胡华居），分区司令员兼师长又兼政委，四川人，红四方面军的老红军，人很瘦，个子中等，说一口四川方言。平时话不多，举止平静沉稳。他每天晚饭后要打一场篮球，球艺一般，默默地打球，打完就默默地提着衣服退场。那个风度举止，像个老知识分子。他起草的电报稿，语句通顺简洁，字写得不算好，但写得清楚，易于辨认。估计他原有的文化程度不高，是后来自学的。有一次，他作大报告，说到麦克阿瑟企图在圣诞节之前结束朝鲜战争时，左一个“圣延节”，右一个“圣延节”全场数百名干部默默地听着，没人有一点反应。那时大家的心态：首长大都是穷苦出身，所以文化不高。经过长期战争的考验，他们的实际工作能力很强，念几个错别字不足为奇，没人把它当回事。后来的年轻人心态就不同了。我听南京大学的一个毕业生说，他们南京大学成立革委会时，南京军区一位首长到大会祝贺，讲话时照讲稿念，开头第一句就是：“我代表江苏省革命委员会和南京军区热烈祝贺南京大学革命委员会延生了！”全场哄然大笑！站在台角的秘书赶快走过去，对他轻声地说：“是诞生，不是延生。”不幸这一轻声耳语通过扩音器播向了全场。不料首长当即大声呵斥秘书：“什么‘诞生’c‘延生’的，不都是一样嘛！”把全场笑得一塌糊涂！
事实上一号的工作能力确实是很强的，听说他最大的特点，一个是“稳”，一个是“沉着”。兵团首长很器重他，让他掌管分区的全局。听司令部的老同志说，当年战斗激烈时，他守在指挥部里用电话指挥战斗，几天几夜不合眼，喉咙都喊哑了。战斗一结束，他一倒下去就睡着了，能睡几十个时不醒。他那时大概三十六七岁，爱人很年轻，19岁，是个漂亮的山东农村姑娘。他后来继续得到重用，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职务干到大军区的副政委。
二号（曾宪辉），二号本应是政委，但政委被一号兼了，就把二号这个称呼给了第二司令员曾宪辉。曾司令员是江西老红军，那时候40岁的样子，说一口地道的赣南话。字写得漂亮，爱用毛笔起草电报稿。可能时候读过私塾，练过毛笔字。他为人忠厚老实，工作勤勤恳恳，资格很老，听说抗战时期就是师级干部了，多少年没得提拔，他仍然努力工作，尊重年轻的领导。他的举止风度象个私塾老先生，慈祥，随和，待人亲切。六十年代时，我曾在中央大报上看见过赞扬他的文章：他那时担任省检察长，被评为模范党员。后来又担任了省人大副主任。
三号（张绍武），副司令员，老红军，四川人，就是那位想玩麻将被我们几个兵“刮胡子”的人，一个非常老实的人。他很能做群众工作，语言生动活泼，深受群众欢迎。资格也很老，抗战时期就是团长。不久他就升调到云南担任分区司令员去了。1955年被授予大校军衔。
四号（段思英），副政委，陕西人，陕北红军。那时他还年轻，只有0挂零，是个年轻的老革命。他很爱看书学习，平时不苟言笑，谈话言简意赅，工作作风周密而细致。他的感情轻易不外露，但被我看到过一次：那天，我在他的房间里翻书，他在一旁把音量调得很地听收音机。忽然，他惊叫一声：“哎呀，弼时同志逝世了！”这天，他一直不大高兴，一天都闷闷不乐。可能他和任弼时同志在历史上有过亲密的工作关系。好奇的我很想打探一下，可是看着他那皱着眉头的样子，我没敢问。他是1961年晋升的少将，后来担任了大军区的副政委。
五号，参谋长，暂缺。
六号，副参谋长，山西人，有很高的文化（不清楚是大学还是高中），司令部大大的事情都是由他统管的。他和我们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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