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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八）把土匪也选到空军去开飞机？！
我们住进了省军区招待所后，就像被人遗忘了似的，天天除了吃饭c睡觉，就是当“压路机”——压贵阳市的马路。解放两年来，贵阳的面貌有了不的变化，大街上还常有一些庆祝活动。
我们这些当兵的从来没这么闲散过，难得有这样的游览机会，天天玩得不亦乐乎！但玩久了也就腻了，就想赶快到空军去：学开飞机比在这里闲逛更有意思啊！
终于等来了这么一天：省军区干部部通知我们去见面。
大家排排坐，坐在干部部办公楼走廊里的长条靠背椅上，就像在医院里看病似的，坐着等叫号。我们被一个一个单独地叫进去谈话。谈完一个出来一个，再进去一个。
我估计之所以要我们等这么些天，是因为他们要细细地研究我们这些人的档案。现在研究好了，再找我们来当面考察一番。我一面等着里面叫我的名字，一面在心里打鼓。经历了上次的风波后，我这个屁孩子的脑子也开始变得复杂一些了。我分析着自己的情况：这么糟糕的家庭，能让我去开飞机吗？在分区时有赵科长帮我说话；来到军区，赵科长已是鞭长莫及。再说，即使赵科长来了，他也说不动军区干部部啊！但是既然来了，也就只好硬着头皮等啰，行不行听天由命吧！心里还是十分地盼望能通过，因为如果被打回去了，人家问我：“你怎么回来了？”叫我怎么回答呢？那个“脸”可就丢大了！还不如在分区时就给打下来呢。在分区打下来还可以有个“托词”：招待所的老指导员不是替我想好了吗？“后来后来又发现你的身体不大合格”我可以借他的这个话下台阶正当我胡思乱想时，一个同伴从办公室里走出来，对我说：“童心，叫你进去。”
我赶快收起乱纷纷的思绪，怯生生地走进了干部部的办公室。
室内是两张合拢的办公桌，桌旁坐着三个人：两个中年军人，一个青年军人，青年军人手里拿着钢笔作记录。两个中年军人像是领导干部；那个青年军人只有0来岁，白净的脸，像个学生模样，可能和我一样，也是参军不久的字辈。
其中一个中年军人一面翻看档案，一面问我的家庭情况c本人历史，问得很详细。有时问到我父亲的一些很具体的情况时，我答不上来，只好说：“我不知道。”他们便相视而笑，似乎并无恶意。
问我的时间明显的比别人要长，搞得我好紧张。出来后，有同伴问我：“你的脸怎么红得像关公？”我说：“我有点紧张。”同伴笑了：“这有什么好紧张的！”我心想：你当然不紧张啰，我要是贫雇农家庭出身，我也不会紧张。我好羡慕他们呀，有一个好的家庭出身真好！
这次问话后又让我们等，一等又是好几天，我只能是忐忑不安地等着“宣判”。
这时同志们在背后议论，说我们中间的某某人是土匪
什么？土匪也选到空军去开飞机？我大吃一惊！
事情是这样的：抗美援朝战争爆发后，既要派大批部队去朝鲜打仗，又要不断地补充一线部队的伤亡，还要守卫已经解放了的这么大一个新中国。经过解放初期大规模的复员c转业后，军队已深感兵员不足。中央便来电报指示各部队，可以在俘虏的匪兵中挑选一些政治上没什么问题的年轻人，经教育c审查后补进部队（恰巧这份电报就是我翻译的），所以在体检的“海选”中就选出了这么一个“土匪”夹在我们中间。那个“土匪”是个高中生，生得文质彬彬，见人总是笑眯眯的，自然是没有一点儿土匪相了，但我们还是有点难以接受他。
几天后，干部部的通知下来了。其中有两人被退回分区，灰溜溜地回去了，不知是什么问题。其他的人则由省军区用卡车直运重庆，把我们交给西南大军区。我有幸也列入其中。看来那个时候倒真的是“重在表现”，把家庭问题放在了比较次要的地位，否则我是通不过的。那个“土匪”也政审通过了，大家都感到惊奇。其实，那时候的土匪就是国民党的游击队。国民党正规军的士兵被俘后可以教育c改造，经过考验后还可信任c重用，游击队里的被俘士兵当然也可以一视同仁。
一辆卡车载着40几名两个军分区挑选出来的准空军和准海军在盘旋起伏的川黔公路上疾驶（加进了另一个军分区的体检合格人员）。此时是195年的初春，从镇远去贵阳，再从贵阳去重庆，一车的军人，连支枪都没带，可见1950c1951这两年的剿匪确实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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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八）把土匪也选到空军去开飞机？！
我们住进了省军区招待所后，就像被人遗忘了似的，天天除了吃饭c睡觉，就是当“压路机”——压贵阳市的马路。解放两年来，贵阳的面貌有了不的变化，大街上还常有一些庆祝活动。
我们这些当兵的从来没这么闲散过，难得有这样的游览机会，天天玩得不亦乐乎！但玩久了也就腻了，就想赶快到空军去：学开飞机比在这里闲逛更有意思啊！
终于等来了这么一天：省军区干部部通知我们去见面。
大家排排坐，坐在干部部办公楼走廊里的长条靠背椅上，就像在医院里看病似的，坐着等叫号。我们被一个一个单独地叫进去谈话。谈完一个出来一个，再进去一个。
我估计之所以要我们等这么些天，是因为他们要细细地研究我们这些人的档案。现在研究好了，再找我们来当面考察一番。我一面等着里面叫我的名字，一面在心里打鼓。经历了上次的风波后，我这个屁孩子的脑子也开始变得复杂一些了。我分析着自己的情况：这么糟糕的家庭，能让我去开飞机吗？在分区时有赵科长帮我说话；来到军区，赵科长已是鞭长莫及。再说，即使赵科长来了，他也说不动军区干部部啊！但是既然来了，也就只好硬着头皮等啰，行不行听天由命吧！心里还是十分地盼望能通过，因为如果被打回去了，人家问我：“你怎么回来了？”叫我怎么回答呢？那个“脸”可就丢大了！还不如在分区时就给打下来呢。在分区打下来还可以有个“托词”：招待所的老指导员不是替我想好了吗？“后来后来又发现你的身体不大合格”我可以借他的这个话下台阶正当我胡思乱想时，一个同伴从办公室里走出来，对我说：“童心，叫你进去。”
我赶快收起乱纷纷的思绪，怯生生地走进了干部部的办公室。
室内是两张合拢的办公桌，桌旁坐着三个人：两个中年军人，一个青年军人，青年军人手里拿着钢笔作记录。两个中年军人像是领导干部；那个青年军人只有0来岁，白净的脸，像个学生模样，可能和我一样，也是参军不久的字辈。
其中一个中年军人一面翻看档案，一面问我的家庭情况c本人历史，问得很详细。有时问到我父亲的一些很具体的情况时，我答不上来，只好说：“我不知道。”他们便相视而笑，似乎并无恶意。
问我的时间明显的比别人要长，搞得我好紧张。出来后，有同伴问我：“你的脸怎么红得像关公？”我说：“我有点紧张。”同伴笑了：“这有什么好紧张的！”我心想：你当然不紧张啰，我要是贫雇农家庭出身，我也不会紧张。我好羡慕他们呀，有一个好的家庭出身真好！
这次问话后又让我们等，一等又是好几天，我只能是忐忑不安地等着“宣判”。
这时同志们在背后议论，说我们中间的某某人是土匪
什么？土匪也选到空军去开飞机？我大吃一惊！
事情是这样的：抗美援朝战争爆发后，既要派大批部队去朝鲜打仗，又要不断地补充一线部队的伤亡，还要守卫已经解放了的这么大一个新中国。经过解放初期大规模的复员c转业后，军队已深感兵员不足。中央便来电报指示各部队，可以在俘虏的匪兵中挑选一些政治上没什么问题的年轻人，经教育c审查后补进部队（恰巧这份电报就是我翻译的），所以在体检的“海选”中就选出了这么一个“土匪”夹在我们中间。那个“土匪”是个高中生，生得文质彬彬，见人总是笑眯眯的，自然是没有一点儿土匪相了，但我们还是有点难以接受他。
几天后，干部部的通知下来了。其中有两人被退回分区，灰溜溜地回去了，不知是什么问题。其他的人则由省军区用卡车直运重庆，把我们交给西南大军区。我有幸也列入其中。看来那个时候倒真的是“重在表现”，把家庭问题放在了比较次要的地位，否则我是通不过的。那个“土匪”也政审通过了，大家都感到惊奇。其实，那时候的土匪就是国民党的游击队。国民党正规军的士兵被俘后可以教育c改造，经过考验后还可信任c重用，游击队里的被俘士兵当然也可以一视同仁。
一辆卡车载着40几名两个军分区挑选出来的准空军和准海军在盘旋起伏的川黔公路上疾驶（加进了另一个军分区的体检合格人员）。此时是195年的初春，从镇远去贵阳，再从贵阳去重庆，一车的军人，连支枪都没带，可见1950c1951这两年的剿匪确实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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