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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次长没想到,会有人抢自己的话头,可转头一看说话的是张伯苓,随即也就释然了。

    近代的教育家可谓是灿若群星,但无论是资历和成就,张伯苓都是其中的佼佼者,放眼当时的民国的教育界,恐怕只有蔡元培能够和张伯苓相提并论。

    这位教育部次长的官职虽然够大,但是在张伯苓面前,他也只能算是后辈。

    张伯苓的面子自然是要给的,于是次长笑着说道;“陈强,张校长也开口要你了,这样吧,去南开大学,还是去国立中央大学,还是你自己选吧!”

    “我去南开大学!”陈强毫不犹豫的回答道。

    国立中央大学和南开大学之间进行选择,陈强当然要选择南开大学。不为别的,单凭张伯苓是南开大学的校长,陈强也会毫不犹豫的选择南开大学。

    最主要的原因,当然是两年后的洛杉矶奥运会。

    在三十年代的中国,只有两个人在国际奥委会里有人脉关系,一个是王正廷,另一个就是张伯苓。

    王正廷只中国历史上第一位国际奥委会的委员,不过他主要的工作还是放在外交事务上,他在外交上的贡献要大于在体育上的贡献。此时的王正廷是民国的外交部长,但“九一八”之后,王正廷便失了势,逐渐的淡出了民国外交事务的核心。

    让一个失了势的外交官去支持自己参加奥运会,这力度肯定是不够的。

    张伯苓便不同了,张伯苓是一个比较纯粹的教育家,他直到60多岁才开始参与政治,而且还是被迫担任的官职。以张伯苓在教育界中的资历和地位,不被政府收编,不在政府里挂个职务,显然也是不可能的。

    历史上刘长春参加洛杉矶奥运会,便是受到张伯苓的鼎力支持。原本刘长春是错过了奥运会的报名时间,是因为张伯苓在国际奥组委中的运作,才让刘长春成功的报名参赛。

    为了能够参加奥运会,陈强当然要去投靠张伯苓。一旦陈强成为了南开大学的学生,那么1932年奥运会的时候,张伯苓肯定会鼎力支持陈强参赛。

    除此之外,南开大学的名气和资历,也完全不逊色的于南京的国立中央大学。

    还有一个原因,在三十年代初的时候,国立中央大学经历了一次易长风波,两年间先后换了7任校长,这期间国立中央大学的管理非常混乱,也不利于陈强正常训练。

    陈强收拾好行李,然后退了房租的押金,便直奔码头,买了一张去天津的船票。

    当时的上海没有直达天津的火车,要是走陆路的话,陈强要先乘火车去南京,然后乘船过江,再乘坐火车去天津,这一路下来也要花费很多时间,火车票的价格还很贵。

    走水路的话可以直接从上海抵达天津,虽然路程也很耗时,但是船舱里有床,陈强可以躺在床上睡觉。

    对于陈强来说,睡觉就是进入到训练空间里训练,陈强宁愿选择走水路,这样也可以在途中进行训练。

    抵达天津以后,陈强直奔南开大学。

    此时南开大学还是私立的,当年张伯苓先生为了筹办南开大学,四处募捐,甚至得到了一个“化缘和尚”的外号。

    南开大学的学生数量并不多,只有三四百人,可师资力量却非常雄厚,全校教职员有近百人,而且学校设有研究生教育,可以说是当时的一所研究性质的大学。

    而且由于校长张伯苓很重视体育教育,所以南开大学设有一个很大的运动场,虽然谈不上高端,但也是设施完备。

    陈强报道以后,住进了南开大学的宿舍,然后被安排在了南开大学的预科班。

    预科班是西方国家高等院校在十八世纪时星期的一种教育制度,解放前的国内的大学,也在实行一年预科的制度。像是北大c清华等名校,都有预科班。

    当时有很多的民国大牛,也都上过预科班,特别是那种接受旧式教育的人,比如读私塾的,读旧学堂的,为了能够适应西方传来的新式教育,都会先从预科班读起。

    陈强算是特招生,按照学校的安排,先读一年的预科,一年后参加考试,然后再根据考试的成绩报考相关的专业。

    陈强并不打算再等一年,现在是六月份,等到八月底九月初的时候,预科班就会举行考试,陈强觉得自己突击学习两个多月,应该能通过预科班的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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