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第四十八章 罪秦之谜(第1页/共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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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几日，朝廷下发文告，文告曰：今樊於期者，妄行欺君，逃匿于外，为正法纪，已夷其三族。有得樊於期首者，赐金千斤，食邑万户。
果然并未说明是何原因。离轩曾私下问李斯何至于此，李斯也莫名其妙。李斯曾向秦王言，如无其获罪之行，而大索于天下，于法治有亏。然而秦王大怒，不准李斯等再问。秦王从未对李斯进言发过怒，这是首次对李斯动怒。
读着这份文告，离轩苦笑。仅仅从秦王所给予的赏赐来看，就知樊於期这一次着实把秦王得罪得不轻。赐金千斤也就罢了，而邑万户非同小可，类同封侯，此为相国之遇了。樊於期仅仅是一个高级军官而已，并非重臣，亦非重将，却获此“待遇”，可见其事对秦王而言是何等严重。
樊於期得罪秦王，乃秦史一大谜团。
樊於期获罪于秦王一事，正史仅片言只语，此前并无任何其名记载，只知荆苛刺秦王中得知秦王曾以金千斤c邑万户购其首。可知其人在秦之前并非重臣，也绝非一线将军。而秦王如此之恨，以相国之待遇购其首，则多非因公，而实为私怨。
能与秦王结私怨，则不可能远离秦宗室，因此，作为军人能与宗室接近者，多半为内宫近卫。本书虽为小说家言，但情节推理相对合理，自认虽不一定是真相，但比现存许多猜想更符合历史事实。
如今存世之樊於期故事，全部为假想，没有一个猜测有直接的史料进行佐证。以影响较大的《秦国史》为例，杨宽认为樊於期即秦国大将桓齮，因兵败畏罪潜逃燕国。理由仅是两人读音相近，时代相近。
此推测之谬，实是可笑。司马迁著《史记》时，与其时不过相差百年。以司马迁之慎重，若仅仅是读音相近，绝不至于将一个人写成两个人，起码也要加一句“樊於期者，秦将桓齮也。”此为其一。其二，秦时对战败将领，并无太过责罚。以桓齮为例，肥之战，桓齮为李牧所败，全军覆没，仅数骑逃出，但桓齮并未受罚，反而于次年领兵再攻赵，下数城。因此，纵使桓齮再败，其所受处罚，也绝不至于达到“得祸于秦，父母宗族皆为戮没”的程度。
更何况，以桓齮这样的百战将领，胜负之战均无数，乃世之勇士，又有家室在秦，并非游说天下的谋士，岂会为一场败仗就逃奔别国！
若起桓齮于地下，必掩面长叹悲声曰：“后人不学，致诟于吾！”
樊於期之获罪，乃因个人偶尔犯下的错误，用某龙的话说，是“男人都会犯的错误”。而这一错误，不仅秦王不愿宣之于众，就连樊於期本人，也不愿告于天下，毁自身一世英雄之名，辱宗族于地下。再英雄的人物，也会犯错，但有的时候，一个小小的错误，不仅可能误了己身，还会连累他人。
幸而樊於期供职于宫内，所牵连者，多为有爵之人，部分人夺爵去职，天下无事。
相国昌平君举荐樊於期任职宫中，秦王震怒之下，免去其相国之位，以郎中令王绾为相国。更于二十年将昌平君徙於郢。昌平君失势于秦，在楚王死后，被项燕推立为楚王，死于战火之中。
樊於期犯下的一个小错误，造就了荆轲刺秦王的故事，还间接产生了一位楚王，也算因此留名史册了。
原本王绾为郎中令，樊於期之事亦有责任，但因非其所荐，且任职时间不长，与其无多大关系，是以不但未受牵连，反而因此受益。
秦王本欲以李斯为相，但李斯语曰：“臣虽非相国，实早已行相国事。有其实在，无其名也无所谓矣。今臣虽贵，但根基并不深，且统一六国，臣宜于幕后谋划，而以他人当于其前，以惑众国。”
秦王以为然，问道：“廷尉以为，何人可当此职？”
“郎中令王绾，为人精诚，为事谨慎，可为相国。”李斯对道。
“廷尉一心为我大秦谋事，如能天下一统，廷尉实居功至伟，彼时必令廷尉之名大扬天下。”秦王感叹，李斯是个事业狂，虽也追求个人名利，但只要能达到其事业的目标，个人一时之得失，并不看在眼里。其眼光之长远，纵然秦王也为之深叹。
按照樊於期大逆之罪，受牵连之人一般不能以爵抵罪。但因秦王不欲令人知晓内情，不愿将樊於期的罪行公之于众，在李斯的劝阻下，秦王同意牵连者可以爵抵罪或处以赎刑，是以此事未引起朝局过分震荡，李斯轻施手段，将原本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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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几日，朝廷下发文告，文告曰：今樊於期者，妄行欺君，逃匿于外，为正法纪，已夷其三族。有得樊於期首者，赐金千斤，食邑万户。
果然并未说明是何原因。离轩曾私下问李斯何至于此，李斯也莫名其妙。李斯曾向秦王言，如无其获罪之行，而大索于天下，于法治有亏。然而秦王大怒，不准李斯等再问。秦王从未对李斯进言发过怒，这是首次对李斯动怒。
读着这份文告，离轩苦笑。仅仅从秦王所给予的赏赐来看，就知樊於期这一次着实把秦王得罪得不轻。赐金千斤也就罢了，而邑万户非同小可，类同封侯，此为相国之遇了。樊於期仅仅是一个高级军官而已，并非重臣，亦非重将，却获此“待遇”，可见其事对秦王而言是何等严重。
樊於期得罪秦王，乃秦史一大谜团。
樊於期获罪于秦王一事，正史仅片言只语，此前并无任何其名记载，只知荆苛刺秦王中得知秦王曾以金千斤c邑万户购其首。可知其人在秦之前并非重臣，也绝非一线将军。而秦王如此之恨，以相国之待遇购其首，则多非因公，而实为私怨。
能与秦王结私怨，则不可能远离秦宗室，因此，作为军人能与宗室接近者，多半为内宫近卫。本书虽为小说家言，但情节推理相对合理，自认虽不一定是真相，但比现存许多猜想更符合历史事实。
如今存世之樊於期故事，全部为假想，没有一个猜测有直接的史料进行佐证。以影响较大的《秦国史》为例，杨宽认为樊於期即秦国大将桓齮，因兵败畏罪潜逃燕国。理由仅是两人读音相近，时代相近。
此推测之谬，实是可笑。司马迁著《史记》时，与其时不过相差百年。以司马迁之慎重，若仅仅是读音相近，绝不至于将一个人写成两个人，起码也要加一句“樊於期者，秦将桓齮也。”此为其一。其二，秦时对战败将领，并无太过责罚。以桓齮为例，肥之战，桓齮为李牧所败，全军覆没，仅数骑逃出，但桓齮并未受罚，反而于次年领兵再攻赵，下数城。因此，纵使桓齮再败，其所受处罚，也绝不至于达到“得祸于秦，父母宗族皆为戮没”的程度。
更何况，以桓齮这样的百战将领，胜负之战均无数，乃世之勇士，又有家室在秦，并非游说天下的谋士，岂会为一场败仗就逃奔别国！
若起桓齮于地下，必掩面长叹悲声曰：“后人不学，致诟于吾！”
樊於期之获罪，乃因个人偶尔犯下的错误，用某龙的话说，是“男人都会犯的错误”。而这一错误，不仅秦王不愿宣之于众，就连樊於期本人，也不愿告于天下，毁自身一世英雄之名，辱宗族于地下。再英雄的人物，也会犯错，但有的时候，一个小小的错误，不仅可能误了己身，还会连累他人。
幸而樊於期供职于宫内，所牵连者，多为有爵之人，部分人夺爵去职，天下无事。
相国昌平君举荐樊於期任职宫中，秦王震怒之下，免去其相国之位，以郎中令王绾为相国。更于二十年将昌平君徙於郢。昌平君失势于秦，在楚王死后，被项燕推立为楚王，死于战火之中。
樊於期犯下的一个小错误，造就了荆轲刺秦王的故事，还间接产生了一位楚王，也算因此留名史册了。
原本王绾为郎中令，樊於期之事亦有责任，但因非其所荐，且任职时间不长，与其无多大关系，是以不但未受牵连，反而因此受益。
秦王本欲以李斯为相，但李斯语曰：“臣虽非相国，实早已行相国事。有其实在，无其名也无所谓矣。今臣虽贵，但根基并不深，且统一六国，臣宜于幕后谋划，而以他人当于其前，以惑众国。”
秦王以为然，问道：“廷尉以为，何人可当此职？”
“郎中令王绾，为人精诚，为事谨慎，可为相国。”李斯对道。
“廷尉一心为我大秦谋事，如能天下一统，廷尉实居功至伟，彼时必令廷尉之名大扬天下。”秦王感叹，李斯是个事业狂，虽也追求个人名利，但只要能达到其事业的目标，个人一时之得失，并不看在眼里。其眼光之长远，纵然秦王也为之深叹。
按照樊於期大逆之罪，受牵连之人一般不能以爵抵罪。但因秦王不欲令人知晓内情，不愿将樊於期的罪行公之于众，在李斯的劝阻下，秦王同意牵连者可以爵抵罪或处以赎刑，是以此事未引起朝局过分震荡，李斯轻施手段，将原本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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