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国裂变(39)(第3页/共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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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互为掎角之势,中央自然不担心其形成一股势力。
而现在因为择才试,藩王自然发现了这一个填补人才的好方式。虽然勋贵亦是会进行反扑和斗争,但是在短时间内藩王可以借由中央择才之“势”压制地方勋贵。
而一旦藩王一力做大,并且培育出只忠于他们的势力,那么最后麻烦的一定是中央。这个麻烦是夏安然造成的,也算是他鼓捣出来的蝴蝶效应。
若为中山国,择才自然大善,若为大汉国,则是大恶。
长此以往其害处绝不亚于春秋战国时候的门客制度。正因为他不单单是中山国的王,还是来自于两千余年后以强汉为傲的未来人,他不愿意看到这一切因此恶化,也不愿意看到“科举”这一唯一能够给平民阶层走上社会高层的道路被因噎废食的蠢货堵上,所以他只能给这个盒子打上层层补丁。
他是为自己的行动负责,但是在刘彻看来似乎完全误解了。
夏安然露出了一抹苦笑。
其实于藩王而言,执不执政均是无妨,事实上各地藩国本身的运转就是靠当地的三公进行,国王干涉的也只是很小一部分,像夏安然这样在很多方面倒腾的着实属于少数。主要还是中山国的丞相愿意去尝试也比较配合。
而且藩王到底和诸侯不同,脱离政治角度他们也还有很多可以运营的空间。
西汉的政治制度和后世并不相同,家、国存在一定的独立性,政权不在皇室而是政府,而代表政府的本就是宰相。
当然这也导致了帝王想要从宰相手里夺回执政权利而引发的多次变动,日后不提,单在如今,宰相才是政府的领袖,放到藩国里面亦是如此。
只是同姓王作为西汉早期异姓王的进阶版,这份含义有些不太明确。
早期的异姓王是高祖送给一起打江山的兄弟们的赏赐,侯和王不同,侯就是有一份待遇,有很多封户,但王是有自己的疆土,有自己的军队和臣民,说白了就是刘邦分享权力。
既然是分享,自然一切都是兄弟们说的算数了。诸侯国内的各种职位自然也被兄弟们的亲信塞满,作为“兄弟”奖赏“兄弟的兄弟”的一种酬劳。
而事实上从刘邦开始整治异姓王开始,这种制度就开始一点点转变。等到了景帝手里,因为不老实的都被清理干净,剩下的都是老实好欺负的,所以制度才会在后来被景帝被明确规定下来。
而在他写这份奏书之前,其实中央已经屡次有提点,不过大家都在装傻而已。就和现代的垃圾分类一样,宣传十来年只差一朝落实。而只要没有最终落实,大家就都互相装傻当做不知道。
而夏安然也不过是做了这落实的推手罢了。
只是刘彻跟着他待在中山国的时候觉得做藩王极为恣意,并不曾注意到中山国每逢大动他都是和丞相商量好,其后的操作者均是郅都而非他自己,于是产生了些许认识偏差。
他其实是顺势而为顺带卖个乖,怎么到了刘彻这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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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互为掎角之势,中央自然不担心其形成一股势力。
而现在因为择才试,藩王自然发现了这一个填补人才的好方式。虽然勋贵亦是会进行反扑和斗争,但是在短时间内藩王可以借由中央择才之“势”压制地方勋贵。
而一旦藩王一力做大,并且培育出只忠于他们的势力,那么最后麻烦的一定是中央。这个麻烦是夏安然造成的,也算是他鼓捣出来的蝴蝶效应。
若为中山国,择才自然大善,若为大汉国,则是大恶。
长此以往其害处绝不亚于春秋战国时候的门客制度。正因为他不单单是中山国的王,还是来自于两千余年后以强汉为傲的未来人,他不愿意看到这一切因此恶化,也不愿意看到“科举”这一唯一能够给平民阶层走上社会高层的道路被因噎废食的蠢货堵上,所以他只能给这个盒子打上层层补丁。
他是为自己的行动负责,但是在刘彻看来似乎完全误解了。
夏安然露出了一抹苦笑。
其实于藩王而言,执不执政均是无妨,事实上各地藩国本身的运转就是靠当地的三公进行,国王干涉的也只是很小一部分,像夏安然这样在很多方面倒腾的着实属于少数。主要还是中山国的丞相愿意去尝试也比较配合。
而且藩王到底和诸侯不同,脱离政治角度他们也还有很多可以运营的空间。
西汉的政治制度和后世并不相同,家、国存在一定的独立性,政权不在皇室而是政府,而代表政府的本就是宰相。
当然这也导致了帝王想要从宰相手里夺回执政权利而引发的多次变动,日后不提,单在如今,宰相才是政府的领袖,放到藩国里面亦是如此。
只是同姓王作为西汉早期异姓王的进阶版,这份含义有些不太明确。
早期的异姓王是高祖送给一起打江山的兄弟们的赏赐,侯和王不同,侯就是有一份待遇,有很多封户,但王是有自己的疆土,有自己的军队和臣民,说白了就是刘邦分享权力。
既然是分享,自然一切都是兄弟们说的算数了。诸侯国内的各种职位自然也被兄弟们的亲信塞满,作为“兄弟”奖赏“兄弟的兄弟”的一种酬劳。
而事实上从刘邦开始整治异姓王开始,这种制度就开始一点点转变。等到了景帝手里,因为不老实的都被清理干净,剩下的都是老实好欺负的,所以制度才会在后来被景帝被明确规定下来。
而在他写这份奏书之前,其实中央已经屡次有提点,不过大家都在装傻而已。就和现代的垃圾分类一样,宣传十来年只差一朝落实。而只要没有最终落实,大家就都互相装傻当做不知道。
而夏安然也不过是做了这落实的推手罢了。
只是刘彻跟着他待在中山国的时候觉得做藩王极为恣意,并不曾注意到中山国每逢大动他都是和丞相商量好,其后的操作者均是郅都而非他自己,于是产生了些许认识偏差。
他其实是顺势而为顺带卖个乖,怎么到了刘彻这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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