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篇 作为“中国”的世界 第三节 过渡地带(第3页/共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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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在于，诸征服王朝入关之后的继承原则发生了变化。
草原帝国内部军事贵族民主制的存续，是以大可汗不掌握一笔庞大的中央财政为前提的，他没有能力用中央财政来把贵族制赎买下来，贵族们对他就有很强的约束力，大可汗也必须勇武善战方能服众，兄终弟及的继承顺序同时伴随着周期性的继承危机。一旦游牧帝国征服了广阔的农耕地区，则大可汗可以将农耕地区的庞大财富转化为自己手中强大的中央财政，军事贵族制便能够被赎买掉了。一如清兵入关之后，曾经对大汗构成现实约束力的八王议政会议就不再起实质作用了，基于军事贵族制的游牧帝国转化为基于官僚制的、超越于中原、草原之上的帝国，当年的军事贵族都吃起“铁杆庄稼”，不再对最高统治者构成约束力了。<spass="mark" title="严格说来，东北的满洲部落并非草原游牧部落，而是森林渔猎部落；但是它有着类似于草原游牧部落的困境，即无法建立独立的中央财政，难以支撑官僚体系，于是其政治秩序与社会秩序等与游牧部落有着非常相似的运作逻辑。而满洲又与漠南蒙古形成“满蒙联盟”，其政治气质当中就有了更加混合性的东西，本因此未对其做更细致的类型学划分，唯望读者留意。"> 只要统治者能够控制中原财富，便能控制草原骑兵，而只要其能控制草原骑兵，便能控制中原，形成了一个正向循环。如此一来，统治者是小孩子也没有问题了，对儿子的情感很自然地压倒了对兄弟的情感，兄终弟及的继承关系就此转化为父终子及的继承关系，周期性的继承危机便克服了。这是入关的草原征服帝国得以长寿的根本原因。
过去的主流历史叙述中，解释一些入主中原的草原帝国之所以长寿，是因为它主动选择了汉化，这个解释并未深入到历史的深层逻辑。以最为典型的清朝皇帝为例，他们当然有接受汉文化的一面，但倘若全盘汉化，则势必难逃北魏的下场。另一方面，通过前面的解释也可以看到，入主中原后的大清帝国，无法单纯地按照其原有的部落逻辑来解释其政治逻辑了，因为中原的巨额财富已经促成了其部落逻辑的深刻重构。所以，清朝的秩序实际上是对中原、草原乃至高原、绿洲等多种政治生态与文化的普遍吸收，所有这些文化彼此之间相互重构，互为对方的外生变量，打破了各文化区域原来的内部和外部均衡，重建了一种更大的、更具普遍性的内部均衡。大清皇帝作为所有这些文化的最高象征，对它们进行外在超越，象征着普遍性，这才是一个所谓“普遍帝国”的治理智慧所在。<spass="mark" title="笔者在这方面的思考受到美国新清史学派的很多启发，他们突破中原本位视角的思考非常有冲击力。但是新清史学派当中有一些学者又有矫枉过正之嫌，他们从过去的中原本位视角完全转换成了草原本位视角，其解释力同样存在问题，这只不过是过去纯粹中原视角的镜像物而已。何炳棣先生与新清史代表人物罗友枝之间的论战，差不多就是两种镜像之间的争执。故而笔者更倾向于采用外部超越的解释框架，说明清朝的普遍帝国不是基于任何一个特殊本位，而是基于对诸特殊本位的外部超越，以达到普遍性。关于新清史的一些核心观点，以及何罗之争，可参见刘凤云、刘文鹏编《清朝的国家认同——“新清史”研究与争鸣》，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
清朝在入关前修建的沈阳故宫，其空间结构很好地体现了这种外在超越。区别于北京故宫，沈阳故宫有两个理政宫殿。一个是偏于东侧的大政殿，系仍以部落制为其基本组织逻辑的努尔哈赤所建，按照满洲帐殿式形式而筑，在大政殿外有八旗亭，俗称十王亭，是八旗旗主和左右翼王等会议军政大事、举行重大礼仪的亭式殿；大政殿与十王亭的共存，是部落联盟下军事贵族民主制的鲜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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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在于，诸征服王朝入关之后的继承原则发生了变化。
草原帝国内部军事贵族民主制的存续，是以大可汗不掌握一笔庞大的中央财政为前提的，他没有能力用中央财政来把贵族制赎买下来，贵族们对他就有很强的约束力，大可汗也必须勇武善战方能服众，兄终弟及的继承顺序同时伴随着周期性的继承危机。一旦游牧帝国征服了广阔的农耕地区，则大可汗可以将农耕地区的庞大财富转化为自己手中强大的中央财政，军事贵族制便能够被赎买掉了。一如清兵入关之后，曾经对大汗构成现实约束力的八王议政会议就不再起实质作用了，基于军事贵族制的游牧帝国转化为基于官僚制的、超越于中原、草原之上的帝国，当年的军事贵族都吃起“铁杆庄稼”，不再对最高统治者构成约束力了。<spass="mark" title="严格说来，东北的满洲部落并非草原游牧部落，而是森林渔猎部落；但是它有着类似于草原游牧部落的困境，即无法建立独立的中央财政，难以支撑官僚体系，于是其政治秩序与社会秩序等与游牧部落有着非常相似的运作逻辑。而满洲又与漠南蒙古形成“满蒙联盟”，其政治气质当中就有了更加混合性的东西，本因此未对其做更细致的类型学划分，唯望读者留意。"> 只要统治者能够控制中原财富，便能控制草原骑兵，而只要其能控制草原骑兵，便能控制中原，形成了一个正向循环。如此一来，统治者是小孩子也没有问题了，对儿子的情感很自然地压倒了对兄弟的情感，兄终弟及的继承关系就此转化为父终子及的继承关系，周期性的继承危机便克服了。这是入关的草原征服帝国得以长寿的根本原因。
过去的主流历史叙述中，解释一些入主中原的草原帝国之所以长寿，是因为它主动选择了汉化，这个解释并未深入到历史的深层逻辑。以最为典型的清朝皇帝为例，他们当然有接受汉文化的一面，但倘若全盘汉化，则势必难逃北魏的下场。另一方面，通过前面的解释也可以看到，入主中原后的大清帝国，无法单纯地按照其原有的部落逻辑来解释其政治逻辑了，因为中原的巨额财富已经促成了其部落逻辑的深刻重构。所以，清朝的秩序实际上是对中原、草原乃至高原、绿洲等多种政治生态与文化的普遍吸收，所有这些文化彼此之间相互重构，互为对方的外生变量，打破了各文化区域原来的内部和外部均衡，重建了一种更大的、更具普遍性的内部均衡。大清皇帝作为所有这些文化的最高象征，对它们进行外在超越，象征着普遍性，这才是一个所谓“普遍帝国”的治理智慧所在。<spass="mark" title="笔者在这方面的思考受到美国新清史学派的很多启发，他们突破中原本位视角的思考非常有冲击力。但是新清史学派当中有一些学者又有矫枉过正之嫌，他们从过去的中原本位视角完全转换成了草原本位视角，其解释力同样存在问题，这只不过是过去纯粹中原视角的镜像物而已。何炳棣先生与新清史代表人物罗友枝之间的论战，差不多就是两种镜像之间的争执。故而笔者更倾向于采用外部超越的解释框架，说明清朝的普遍帝国不是基于任何一个特殊本位，而是基于对诸特殊本位的外部超越，以达到普遍性。关于新清史的一些核心观点，以及何罗之争，可参见刘凤云、刘文鹏编《清朝的国家认同——“新清史”研究与争鸣》，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
清朝在入关前修建的沈阳故宫，其空间结构很好地体现了这种外在超越。区别于北京故宫，沈阳故宫有两个理政宫殿。一个是偏于东侧的大政殿，系仍以部落制为其基本组织逻辑的努尔哈赤所建，按照满洲帐殿式形式而筑，在大政殿外有八旗亭，俗称十王亭，是八旗旗主和左右翼王等会议军政大事、举行重大礼仪的亭式殿；大政殿与十王亭的共存，是部落联盟下军事贵族民主制的鲜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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