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篇 作为“中国”的世界 第三节 过渡地带(第4页/共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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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照。另一个是处于中间方位的崇政殿，由已经主动接纳了儒家观念的皇太极所建。他之所以愿意主动接受儒家观念，当与其对集权秩序的追求有关，倘若纯粹依照部落制度，则皇权的集权是不易获得理念和制度支撑的。崇政殿基本依照汉族的建筑规制而建，前后多进院落，诸多宫殿的格局布置也与汉地宫殿非常相似。
进入到皇太极这几进院落的后面，会发现后宫的内里仍是纯粹的满洲布置。后妃寝宫里可以看到诸如东北三大怪之一的“养活孩子吊起来”，满式大土炕上面吊着个摇篮；皇后的寝宫，从内室套间撩门帘出来，直接面对一个大灶台，这在东北是很常见的一种私人生活空间布置，但无法想象汉地的皇家会如此。皇太极与皇后的寝宫清宁宫的特点是“口袋房、万字炕、烟囱设在地面上”，宫内设置了萨满祭祀神堂，院内有索伦杆。这些表明，皇太极着力打造的公共空间，已经是通过儒家文化表达的一种秩序呈现；但其在私人空间仍然保留了部落风格。比较起来，儒学更讲求公共性，关外的部落制度则更加认同私人附属关系。沈阳故宫的特色因此可被总结为“内草外儒”，草原性格和儒家性格在这里实现了完美的结合，并实现了一种普遍超越。这种格局为清朝入关之后的持久统治奠定了制度基础。
对中原农耕地区来说，普遍帝国的建立，使其获得和平红利。在中原、草原南北对峙的时代，南方的军队自然要靠农耕人民的赋税来支撑，北方的军队要靠从中原抢夺的战利品来维系统一性，事实上也是靠农耕人民的赋税来支撑的，可怜的农民要同时负担两支高强度动员的军队。而草原征服帝国建成之后，农民只需要负担一支中低强度动员的军队，这是康熙可以“永不加赋”的基础所在。税赋压力的减轻使得底层百姓有能力生养众多。过多的人口可能会导致流民四起天下大乱，但在普遍帝国时期，会导致流民四起的人口数量临界点大幅提升，其直接体现是中国人口在乾隆朝连续突破了两亿、三亿大关，后来又突破四亿才达到临界点，以往则常常是人口未及突破一亿便达到这个临界点。
过去对于清代人口猛增的解释是美洲作物的引入，但是据侯杨方教授的研究，在乾隆朝开始积极推动美洲作物之前，人口已经发生激增，大清官员正是因此才被迫开始推广美洲作物，直到20世纪初期，美洲作物也没有超过中国粮食总产量的10%。<spass="mark" title="见侯杨方《美洲作物造就了康乾盛世？》，刊于《南方周末》2013年11月2日版。关于清代人口猛增的统计数据，参见曹树基《中国人口史&middot;第五卷清时期 》， 葛剑雄主编，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831—841页。">那么，人口的激增在这里最可能的解释便是和平红利了。底层百姓的财政压力变化，还有一个原因，即税制的变化。清代人口的激增很可能是和平红利与税制变化联合作用的结果。相关讨论见本第四章第三节第二小节。
就精神层面而言，在中原王朝时期，因其定居特征而表现出一种内敛性格，这对其所尊奉的儒家普遍主义理想有自我否定倾向；只在草原王朝，因其远超中原的视野，普遍主义理想才能获得真正的释放。
儒家构筑天下秩序的精神潜力，需以吸纳并超越中原文明的草原民族统治为前提。这是对于我们通常所理解的中原儒家秩序的一种外在超越，是中国秩序的另一种表达，甚至是一种更为本真性的表达，草原与中原在这里形成了一种深刻的历史共生关系。以致到了晚清变局当中，力主改革的洋务派多为汉臣，而力主守旧的理学宗师却是出身蒙古正红旗的倭仁，提出“立国之道，尚礼义不尚权谋；根本之图，在人心不在技艺”，不啻对此复杂性的深刻体现。
写照。另一个是处于中间方位的崇政殿，由已经主动接纳了儒家观念的皇太极所建。他之所以愿意主动接受儒家观念，当与其对集权秩序的追求有关，倘若纯粹依照部落制度，则皇权的集权是不易获得理念和制度支撑的。崇政殿基本依照汉族的建筑规制而建，前后多进院落，诸多宫殿的格局布置也与汉地宫殿非常相似。
进入到皇太极这几进院落的后面，会发现后宫的内里仍是纯粹的满洲布置。后妃寝宫里可以看到诸如东北三大怪之一的“养活孩子吊起来”，满式大土炕上面吊着个摇篮；皇后的寝宫，从内室套间撩门帘出来，直接面对一个大灶台，这在东北是很常见的一种私人生活空间布置，但无法想象汉地的皇家会如此。皇太极与皇后的寝宫清宁宫的特点是“口袋房、万字炕、烟囱设在地面上”，宫内设置了萨满祭祀神堂，院内有索伦杆。这些表明，皇太极着力打造的公共空间，已经是通过儒家文化表达的一种秩序呈现；但其在私人空间仍然保留了部落风格。比较起来，儒学更讲求公共性，关外的部落制度则更加认同私人附属关系。沈阳故宫的特色因此可被总结为“内草外儒”，草原性格和儒家性格在这里实现了完美的结合，并实现了一种普遍超越。这种格局为清朝入关之后的持久统治奠定了制度基础。
对中原农耕地区来说，普遍帝国的建立，使其获得和平红利。在中原、草原南北对峙的时代，南方的军队自然要靠农耕人民的赋税来支撑，北方的军队要靠从中原抢夺的战利品来维系统一性，事实上也是靠农耕人民的赋税来支撑的，可怜的农民要同时负担两支高强度动员的军队。而草原征服帝国建成之后，农民只需要负担一支中低强度动员的军队，这是康熙可以“永不加赋”的基础所在。税赋压力的减轻使得底层百姓有能力生养众多。过多的人口可能会导致流民四起天下大乱，但在普遍帝国时期，会导致流民四起的人口数量临界点大幅提升，其直接体现是中国人口在乾隆朝连续突破了两亿、三亿大关，后来又突破四亿才达到临界点，以往则常常是人口未及突破一亿便达到这个临界点。
过去对于清代人口猛增的解释是美洲作物的引入，但是据侯杨方教授的研究，在乾隆朝开始积极推动美洲作物之前，人口已经发生激增，大清官员正是因此才被迫开始推广美洲作物，直到20世纪初期，美洲作物也没有超过中国粮食总产量的10%。<spass="mark" title="见侯杨方《美洲作物造就了康乾盛世？》，刊于《南方周末》2013年11月2日版。关于清代人口猛增的统计数据，参见曹树基《中国人口史&middot;第五卷清时期 》， 葛剑雄主编，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831—841页。">那么，人口的激增在这里最可能的解释便是和平红利了。底层百姓的财政压力变化，还有一个原因，即税制的变化。清代人口的激增很可能是和平红利与税制变化联合作用的结果。相关讨论见本第四章第三节第二小节。
就精神层面而言，在中原王朝时期，因其定居特征而表现出一种内敛性格，这对其所尊奉的儒家普遍主义理想有自我否定倾向；只在草原王朝，因其远超中原的视野，普遍主义理想才能获得真正的释放。
儒家构筑天下秩序的精神潜力，需以吸纳并超越中原文明的草原民族统治为前提。这是对于我们通常所理解的中原儒家秩序的一种外在超越，是中国秩序的另一种表达，甚至是一种更为本真性的表达，草原与中原在这里形成了一种深刻的历史共生关系。以致到了晚清变局当中，力主改革的洋务派多为汉臣，而力主守旧的理学宗师却是出身蒙古正红旗的倭仁，提出“立国之道，尚礼义不尚权谋；根本之图，在人心不在技艺”，不啻对此复杂性的深刻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