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篇 内在于世界的“中国” 第一节 革命与战争的正当性(第3页/共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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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自己的国际优势；而对于后进国家来说，这样一种国际法在道德上和法理上都是可疑的。所以施密特会抨击它，认为现行的国际法不过是“将一系列可疑的先例普遍化，这些先例多半是基于偶然性的或者全然异质性的情境，结合于或多或少被普遍认可的规范；而这些规范越是被普遍地、积极地‘认可’，它们在具体案例中的适用就越容易产生争议”<spass="mark" title="Carl hmitt, The Nomos of the Earth, trans. by G. L. Ulmen, New York: Telos Press Publishing, 2006. p. 238.">。
在英国的普通法视野下，先例的特殊性并不会使其变得无效，普通法当中的先例几乎都是特殊的。因为，倘若非得从普遍法理出发才能形成法律的话，那么，该依凭何种法理呢？对普遍法理的定义权的争夺会带来更糟糕的结果，并往往以专制告终。<spass="mark" title="梅特兰认为这正是英国法的优点：“从爱德华统治开始，英国法变得越来越孤立，英国的法律家们对于本土法之外的其他法律则变得越来越全然不知了。于是，英国法避免了被罗马化的结果；因此，我们丧失了很多，但另一方面，我们也获得了很多。我们丧失的是法律方面的：如果我们的法律家们懂得更多的罗马法，那么我们的法律（尤其是地产权法）可能将永远不会像今天这样变成一座令人无法捉摸的迷宫。而我们所获得的则是宪政、政治方面的：罗马法迟早会给各地带去专制主义。”参见［英］梅特兰《英格兰宪政史》，第15页。"> 在英国国内法上是这样，在国际法上同样也是类似的逻辑。依此叙事逻辑，则“大英帝国治下的和平”（Pax Britanna），正是以经贸过程为先导，打造出一种普遍秩序；维护此一普遍秩序的战争则从法理上转化为警察行为，大英帝国（及后来的美利坚帝国）对于世界秩序尤其是世界海洋和平的垄断与维护，实际上是代表人类对普遍秩序的一种维护。
但是换到大陆国家的视角，则可以说，先例的特殊性正决定了其适用范围的有限性，除非该先例所引导出的国际法原则可以经受深刻的法理审核，否则不应任意扩展其适用范围；而那种警察行为化的战争实际上是对诸多可疑先例的强化，这会取消真正意义上的战争，取消古典战争对于价值的深沉承诺，用貌似中立的技术替代了政治，模糊掉对于价值的理解与追求，<spass="mark" title="施密特在《政治的概念》一文中，便对这一问题发起了极为深刻的反思。该文载［德］卡尔&middot;施密特《政治的概念》，刘宗坤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 并在实际上固化了先行国家对于国际秩序的垄断地位，这是特殊性对于普遍性的一种绑架。于是，真正的战争就在这样一种质疑中获得了正当性的基础——不是在现行国际法意义上的正当，而是在更本质的伦理意义上的正当。
真正的战争，不是基于对给定普遍秩序的维护，而是要将这种普遍秩序的“伪普遍性”击破，将战争转化为一个民族对于自身命运的勇敢决断，对于人类的世界历史命运的主动担当。这种意义上的战争，同样可以说是一种革命，一种对国际秩序的革命。
<spass="bold">三、内部革命与外部革命
<spass="bold">1.两种革命
因此，后进国家的现代转型，可能会伴随着两种革命，内部革命与外部革命。这两种革命，都会具有政治经济学意义和政治哲学意义。它们不一定都呈现为暴力形式，关键的是我们可以从中看到革命性的变迁，看到整体的叙事逻辑与正当性基础的更新。
所谓内部革命，就是指通过革命而实现对于传统的差序社会格局<spass="mark" title="各种文明下的传统社会都是差序格局的，只不过不同的文明对于差序本身的伦理意义的解释有所不同。"> 的突破，实现普遍均质人民的自我塑造，从而从君权神授的政治走向人民主权的政治。对应地，在这样一种新的正当性基础上，会形成一些新的法律原则和政策，它们对社会财富的分配会形成一种规范性作用，使得现代经济对于转型社会所带来的撕裂效应得到某种缓解。——当然，这是理想状态，在现实当中，并不是总能实现这种理想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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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自己的国际优势；而对于后进国家来说，这样一种国际法在道德上和法理上都是可疑的。所以施密特会抨击它，认为现行的国际法不过是“将一系列可疑的先例普遍化，这些先例多半是基于偶然性的或者全然异质性的情境，结合于或多或少被普遍认可的规范；而这些规范越是被普遍地、积极地‘认可’，它们在具体案例中的适用就越容易产生争议”<spass="mark" title="Carl hmitt, The Nomos of the Earth, trans. by G. L. Ulmen, New York: Telos Press Publishing, 2006. p. 238.">。
在英国的普通法视野下，先例的特殊性并不会使其变得无效，普通法当中的先例几乎都是特殊的。因为，倘若非得从普遍法理出发才能形成法律的话，那么，该依凭何种法理呢？对普遍法理的定义权的争夺会带来更糟糕的结果，并往往以专制告终。<spass="mark" title="梅特兰认为这正是英国法的优点：“从爱德华统治开始，英国法变得越来越孤立，英国的法律家们对于本土法之外的其他法律则变得越来越全然不知了。于是，英国法避免了被罗马化的结果；因此，我们丧失了很多，但另一方面，我们也获得了很多。我们丧失的是法律方面的：如果我们的法律家们懂得更多的罗马法，那么我们的法律（尤其是地产权法）可能将永远不会像今天这样变成一座令人无法捉摸的迷宫。而我们所获得的则是宪政、政治方面的：罗马法迟早会给各地带去专制主义。”参见［英］梅特兰《英格兰宪政史》，第15页。"> 在英国国内法上是这样，在国际法上同样也是类似的逻辑。依此叙事逻辑，则“大英帝国治下的和平”（Pax Britanna），正是以经贸过程为先导，打造出一种普遍秩序；维护此一普遍秩序的战争则从法理上转化为警察行为，大英帝国（及后来的美利坚帝国）对于世界秩序尤其是世界海洋和平的垄断与维护，实际上是代表人类对普遍秩序的一种维护。
但是换到大陆国家的视角，则可以说，先例的特殊性正决定了其适用范围的有限性，除非该先例所引导出的国际法原则可以经受深刻的法理审核，否则不应任意扩展其适用范围；而那种警察行为化的战争实际上是对诸多可疑先例的强化，这会取消真正意义上的战争，取消古典战争对于价值的深沉承诺，用貌似中立的技术替代了政治，模糊掉对于价值的理解与追求，<spass="mark" title="施密特在《政治的概念》一文中，便对这一问题发起了极为深刻的反思。该文载［德］卡尔&middot;施密特《政治的概念》，刘宗坤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 并在实际上固化了先行国家对于国际秩序的垄断地位，这是特殊性对于普遍性的一种绑架。于是，真正的战争就在这样一种质疑中获得了正当性的基础——不是在现行国际法意义上的正当，而是在更本质的伦理意义上的正当。
真正的战争，不是基于对给定普遍秩序的维护，而是要将这种普遍秩序的“伪普遍性”击破，将战争转化为一个民族对于自身命运的勇敢决断，对于人类的世界历史命运的主动担当。这种意义上的战争，同样可以说是一种革命，一种对国际秩序的革命。
<spass="bold">三、内部革命与外部革命
<spass="bold">1.两种革命
因此，后进国家的现代转型，可能会伴随着两种革命，内部革命与外部革命。这两种革命，都会具有政治经济学意义和政治哲学意义。它们不一定都呈现为暴力形式，关键的是我们可以从中看到革命性的变迁，看到整体的叙事逻辑与正当性基础的更新。
所谓内部革命，就是指通过革命而实现对于传统的差序社会格局<spass="mark" title="各种文明下的传统社会都是差序格局的，只不过不同的文明对于差序本身的伦理意义的解释有所不同。"> 的突破，实现普遍均质人民的自我塑造，从而从君权神授的政治走向人民主权的政治。对应地，在这样一种新的正当性基础上，会形成一些新的法律原则和政策，它们对社会财富的分配会形成一种规范性作用，使得现代经济对于转型社会所带来的撕裂效应得到某种缓解。——当然，这是理想状态，在现实当中，并不是总能实现这种理想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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