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年从军见闻录追书网更新最快，(请牢记追书网网址：https://www.zhuishu5.com)
回到家里，我把我在外面看到的许多新鲜的见闻兴冲冲地告诉母亲。她听着，点点头，不大说话，神情有点闷闷的。当时我不理解，后来我才领悟到，这与我的家庭状况有关。在这个历史的重大转折时期，我在欢欣鼓舞地迎接解放，母亲却在忧虑家庭的日后处境和儿女的出路。
我家是祖传的地主。父亲曾任国民党军的少将副师长，后来调入东北行辕，其最后c最高职务是行辕的处长，代理过行辕主任。1946年4月，在解放战争正式爆发前的“国共摩擦”中，解放军突袭长春，他和吉林省主席c长春市城防司令等人一起被俘。这是登了当时的国统区各家报纸的。
临川县解放前夕，父亲的朋友位国民党军的团长来到我家，见到我母亲。他说他即将率部去海外，特来邀请我们全家随他一起去海外避难。母亲拒绝了。她为什么拒绝？我不知道，她没给我说原因。
母亲是个有文化的人，出生在江苏省江阴县一个大户人家，早年毕业于苏州女子师范学校，当过学教师c学校长。她走过全国许多地方，见多识广，人很聪明，有很深的文化底蕴，讲课生动有趣，深受学生们的欢迎。
父亲则是出生在江西农村，只是个学毕业生。听我母亲说，他脾气不大好，性格倔犟，还保留着一些乡下人的习气；但做事有毅力，很能打仗。他们之间性格不合，常常发生矛盾（父亲常年在外，我并不了解他）。但我从她对父亲的思念中看出，她对他还是有感情的。解放后，她要我到解放军举办的展览馆里去寻找父亲的消息。我找到一份解放战争中国民党军被俘将领的名册，里面却没有父亲的名字。我询问展览馆里解放军的工作人员，他们也茫然不知。后来我想，可能是因为他的被俘是在解放战争正式爆发之前，不属于名册登载的时间段；另一个可能是，那时他已不属军队编制，所以未入册。此后便杳无音信。直至现在，我父亲依然是“下落不明”，成了一个“不解之谜”。
按照阶级分析法，我应该是怀念国民党，对共产党的新政权保持距离。奇怪的是，我发自内心地欢迎共产党，对共产党的历史，对共产党的领袖人物都十分感兴趣，看过后能如数家珍般向同学讲述；对解放军的节节胜利c不断传来的捷报，也会兴高采烈地向同学c亲友们作义务宣传。
为什么会这样？后来我作了点自我分析：可能是受了当时社会环境的影响。那时候，市民们普遍厌恶国民党的统治：抓兵抓伕，苛捐杂税，敲诈勒索，物价飞涨，官贪吏污，民不聊生都希望早点“改朝换代”，换个新的政府试试看。而且普遍看好共产党，认为共产党有可能把动荡不安c民不聊生的中国治理好。因为共产党所到之处，都会带来一股喜人的新风：清正廉洁，安定社会，稳定物价，雷厉风行。学校里的老师也在课堂上谴责国民党的腐败，赞扬共产党，宣传共产党的理论c政策和主张；虽然他们绝大多数出身于地主家庭，最不济的也该是富农（那时县城里的省立中学教师都是大学毕业生，还有几位留洋生。那个年代想要读大学，没有相当殷实的家庭财力支持是读不起的）。
当然也有个别教师有不满情绪。有位教我们生物的老教师，那时好像就有五六十岁了。临川县解放后，他就情绪低落，教课也没精神。生物课考试前，他公开在课堂上说：“你们不用担心，所有的人都会及格。”好象有一种“万念俱灰，我也无心为难你们这些学生”的悲观情绪，干脆让你们“皆大欢喜”算了。
虽然生物老师给大家吃了“定心丸”，考试中有些人做不来考题时，还是偷看书。恰好这时窗外走过两个解放军，他们看见学生在考试中偷看书，不禁相视而笑。他俩站在窗口看了一会儿才离开。两个解放军一走开，生物老师就站在讲台上发脾气。他先是批评那几个偷看书的学生：“不是早就给你们打过招呼了吗？所有的人都会及格的，你们还要偷看书？”随之又责怪那两个解放军：“没有一点教养，跑到这里来看c看c看，看什么？有什么好看的？”厌恶之情溢于言表。7年后我从部队回乡探亲，遇到当年的初中同学，问及那位教生物的老教师时，同学说：“他家是地主，土改时他上吊自杀了。”
农民则十分渴望形势能有一个大的变化，一个个伸长脖子盼望着共产党的新政权能给他们带来好处。暑假里我回到乡下老家，一知半解地对着乡亲们讲解放后县城里的见闻。他们听得津津有味，还不断地提问题：会不会分田？什么时候分田？想想也好笑，我，一个地主的儿子，居然跑到农村去充当共产党的义务宣传员。
夏天的中午，天气炎热，农民们一般要在家里午休两个时左右。他们没有睡午觉的习惯，常常是聚在两幢老屋之间的那条通道上扯闲话。那里有遮阳的屋顶，有凉爽的过堂风，有热情好客的主人——一位无儿无女的老寡妇，一个漂亮的老太婆。年轻人都喜欢坐在那里的石凳上，迎着习习微风，听着蝉鸣声声，一面乘凉，一面无拘无束地扯闲话c说笑，使那儿成了当时村里年轻人的社交场所。每天这个时候就有人来呼唤我：“童心，去给我们讲共产党。”于是，我欣然前往，坐在通道的石条凳上，享受着青年农民们的欢迎c拥簇，尽我所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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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家里，我把我在外面看到的许多新鲜的见闻兴冲冲地告诉母亲。她听着，点点头，不大说话，神情有点闷闷的。当时我不理解，后来我才领悟到，这与我的家庭状况有关。在这个历史的重大转折时期，我在欢欣鼓舞地迎接解放，母亲却在忧虑家庭的日后处境和儿女的出路。
我家是祖传的地主。父亲曾任国民党军的少将副师长，后来调入东北行辕，其最后c最高职务是行辕的处长，代理过行辕主任。1946年4月，在解放战争正式爆发前的“国共摩擦”中，解放军突袭长春，他和吉林省主席c长春市城防司令等人一起被俘。这是登了当时的国统区各家报纸的。
临川县解放前夕，父亲的朋友位国民党军的团长来到我家，见到我母亲。他说他即将率部去海外，特来邀请我们全家随他一起去海外避难。母亲拒绝了。她为什么拒绝？我不知道，她没给我说原因。
母亲是个有文化的人，出生在江苏省江阴县一个大户人家，早年毕业于苏州女子师范学校，当过学教师c学校长。她走过全国许多地方，见多识广，人很聪明，有很深的文化底蕴，讲课生动有趣，深受学生们的欢迎。
父亲则是出生在江西农村，只是个学毕业生。听我母亲说，他脾气不大好，性格倔犟，还保留着一些乡下人的习气；但做事有毅力，很能打仗。他们之间性格不合，常常发生矛盾（父亲常年在外，我并不了解他）。但我从她对父亲的思念中看出，她对他还是有感情的。解放后，她要我到解放军举办的展览馆里去寻找父亲的消息。我找到一份解放战争中国民党军被俘将领的名册，里面却没有父亲的名字。我询问展览馆里解放军的工作人员，他们也茫然不知。后来我想，可能是因为他的被俘是在解放战争正式爆发之前，不属于名册登载的时间段；另一个可能是，那时他已不属军队编制，所以未入册。此后便杳无音信。直至现在，我父亲依然是“下落不明”，成了一个“不解之谜”。
按照阶级分析法，我应该是怀念国民党，对共产党的新政权保持距离。奇怪的是，我发自内心地欢迎共产党，对共产党的历史，对共产党的领袖人物都十分感兴趣，看过后能如数家珍般向同学讲述；对解放军的节节胜利c不断传来的捷报，也会兴高采烈地向同学c亲友们作义务宣传。
为什么会这样？后来我作了点自我分析：可能是受了当时社会环境的影响。那时候，市民们普遍厌恶国民党的统治：抓兵抓伕，苛捐杂税，敲诈勒索，物价飞涨，官贪吏污，民不聊生都希望早点“改朝换代”，换个新的政府试试看。而且普遍看好共产党，认为共产党有可能把动荡不安c民不聊生的中国治理好。因为共产党所到之处，都会带来一股喜人的新风：清正廉洁，安定社会，稳定物价，雷厉风行。学校里的老师也在课堂上谴责国民党的腐败，赞扬共产党，宣传共产党的理论c政策和主张；虽然他们绝大多数出身于地主家庭，最不济的也该是富农（那时县城里的省立中学教师都是大学毕业生，还有几位留洋生。那个年代想要读大学，没有相当殷实的家庭财力支持是读不起的）。
当然也有个别教师有不满情绪。有位教我们生物的老教师，那时好像就有五六十岁了。临川县解放后，他就情绪低落，教课也没精神。生物课考试前，他公开在课堂上说：“你们不用担心，所有的人都会及格。”好象有一种“万念俱灰，我也无心为难你们这些学生”的悲观情绪，干脆让你们“皆大欢喜”算了。
虽然生物老师给大家吃了“定心丸”，考试中有些人做不来考题时，还是偷看书。恰好这时窗外走过两个解放军，他们看见学生在考试中偷看书，不禁相视而笑。他俩站在窗口看了一会儿才离开。两个解放军一走开，生物老师就站在讲台上发脾气。他先是批评那几个偷看书的学生：“不是早就给你们打过招呼了吗？所有的人都会及格的，你们还要偷看书？”随之又责怪那两个解放军：“没有一点教养，跑到这里来看c看c看，看什么？有什么好看的？”厌恶之情溢于言表。7年后我从部队回乡探亲，遇到当年的初中同学，问及那位教生物的老教师时，同学说：“他家是地主，土改时他上吊自杀了。”
农民则十分渴望形势能有一个大的变化，一个个伸长脖子盼望着共产党的新政权能给他们带来好处。暑假里我回到乡下老家，一知半解地对着乡亲们讲解放后县城里的见闻。他们听得津津有味，还不断地提问题：会不会分田？什么时候分田？想想也好笑，我，一个地主的儿子，居然跑到农村去充当共产党的义务宣传员。
夏天的中午，天气炎热，农民们一般要在家里午休两个时左右。他们没有睡午觉的习惯，常常是聚在两幢老屋之间的那条通道上扯闲话。那里有遮阳的屋顶，有凉爽的过堂风，有热情好客的主人——一位无儿无女的老寡妇，一个漂亮的老太婆。年轻人都喜欢坐在那里的石凳上，迎着习习微风，听着蝉鸣声声，一面乘凉，一面无拘无束地扯闲话c说笑，使那儿成了当时村里年轻人的社交场所。每天这个时候就有人来呼唤我：“童心，去给我们讲共产党。”于是，我欣然前往，坐在通道的石条凳上，享受着青年农民们的欢迎c拥簇，尽我所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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